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怀媒介
2021-8-9 12:54|
发布者: w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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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怀媒介，更多文化艺术分享关注我们。
2021年5月29-30日，香港都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探讨院结合举行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会议分设北京与香港两个会场，两地学者经过网上连线的形式对话。本次会议获得“京港大学联盟”扶持，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香港都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一同召集，并归入北大文研院“近代华夏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第六场。来源香港都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导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夏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从不同方位切入，围绕“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怀媒介”这一专题发表学术见解。晚清以来西潮涌入，新思想层出不穷，学界在这一范畴的积累极为丰硕。在学术脉络里面的延展之外，新思想的萌生和传导，也有赖于外部的物质形态与技艺伎俩。铅石印书、报章杂志、教材教案、电报手机、摄影图片、留声唱片等新载体的接踵引入，由文字、符号、图像、声响、气味等素材组成的感受全球焕然一新，并反过来作用到思维形式的代际更迭。本次运动围绕上述议题，大家都有十八份主题汇报在京港两地逐一展开，汇报人与评议人就物质媒介对思想转行的作用、“物质”与“情怀”的互动、新媒介与新方式的限制等难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北京会场 香港会场 会议伊始，香港都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教授致欢迎辞，显示期望经过是次运动，增强京港人文学界的合作，并推进内地与香港的学术交流。其后，来源京港两地的会议召集人亦区别致开场白。香港都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推荐了本次论坛的主旨与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则简要地讲明了会议的组织通过，并表明了对京港两地学者的感谢与期待。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东杰起首带来了题为《言语、身体和革命的“感受”——少许初步的思考》的汇报。在正规分享汇报内容此前，他提议了两个思考难题作为导入：甚么让咱们发生“革命”的感受？“革命”的感受又怎么表明出去？鉴于以上的难题，他尝试以言语/声响、身体/动作、感受的串联、革命技艺与用具这点媒介，来剖析“革命”的感受如何营造，又如何为大家所表明与接纳。他发觉上述媒介透过再现、认知、学习与训练等形式，为大家构筑出了一套对革命的认知和情怀构架，从而营造、表明、再现、传导和回想了“革命”的感受。在评议步骤，程美宝教授提议汇报除了关心物质形态和情怀媒介之外，还可行从公共场地和家族范畴的分野、技艺层次（如声响的强度与革命的准则）、“革命”兴奋持续的时间准则等方位来研究。同一时间，她还提议了为什么革命会抉择用“另一种本人”来改装全球、学者应如何在全世界史视野里考察革命等值得接着深思的难题。紧继续，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吴盛青作了题为《“诗意”的逾越/愉悦——抒情惯例与民国美术风景》的汇报。她最重要的讨论当抒情遭遇摄影术时，技艺化的摄影如何成为抒情媒介的难题。汇报内容以现代意义上的诗意、抒情特性、审美理想等数个方位发展剖析，并提议了Indermediality（互媒性）这一要害概念。她以为，现代摄影技艺具有这类概念的底蕴和特性，包括跨媒介性、媒介间转置、媒介间互文指涉以及多媒介性，使其作为抒情媒介能与作品互相作用。同一时间，她亦对民国摄影家经营诗意的几种形式做了图文并茂的剖析。北京社会科学院季剑青探讨员对这篇汇报做出总结评议，他指明这项探讨的背后关怀在于以诗意为焦点的华夏古代抒情惯例如何在现代传媒里从新转化。摄影媒介的归入极大扩展了对抒情惯例的了解，汇报人对写意概念作出了新阐发，使之表现出新的意义。他期待汇报人日后对抒情惯例与现代传媒之中存留的空隙、冲击和吃紧关连，做进一步阐释。此外，来源香港都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陈学然副教授分享了《新思潮的流传——金文泰、赖际熙与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导》这份汇报。他指明赖际熙、区大典等晚清遗老，在五四新文化活动使华夏翻天覆地之际，本已是时期的边缘人物，但它们在因缘际会下得到英国在港最高殖民地官员金文泰的赏识。它们和金文泰及在地绅商推进中文教导，成立汉文官立中学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学内容包括儒家教化、古典文学、惯例经学等等，使中文教导在重英轻中的社会环境里获得必定水平的重视。再者，陈学然亦提议，香港一隅的各式现代技艺媒介与新的书写方式，使新思想的表明或流传仿佛表现出了异于国度层次的进行轨迹，值得进一步探讨。会议第二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陈亮亮起首发表《梨园之声——清中晚期伶人团体的表演论述与技艺认同》。汇报立足于表演本位与伶人心境，以“技艺”作为要害词，考察了清中晚期的昆曲艺人如何透过惯例的“口传心授”形式，以文字作为媒介，记录、传承、保留、理论化其产业技艺；并讨论它们如何看待本身的技艺、产业、身份。在汇报进程中，主讲人还经过多媒体方式展现了穷生行当之表演。她重申，运用“技艺”此惯例术语，不但为了突出华夏戏曲表演的高度技艺性，愈是有意对现代西方艺术观念作用下所发生的“重艺轻技”偏向发展反动，并期望响应儒家“道－技”议题之讨论。然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金环以《私密书写——明清时代日记手稿》为题发表汇报。汇报起首厘清了“私密书写”这一概念，过去大家说起此概念，随即想起私人书信与日记。然则，华夏文化惯例中的私人书信与日记相当大水平上其实不十足具备今天所称之“隐私”意指，譬如明清语境下的“私密书写”是对于“自咱”的干脆表明与纪录。在厘清概念后，汇报人鉴于明清易代与太平天国战争的背景，以个人日记及笔记为考察对象，推荐了明清时代私人视角下对战争与个人经历的纪录与书写。与官书记载的宏大叙事相异，“私密书写”中所凸显的是私人对身体、情怀、历史经历的自觉。最终，汇报人重申，手稿本作为媒介能够为咱们传导丰富的消息，由于在删削的进程中能显露出纪录者是如何逐步为他的文字赋予多重意义，这在印刷本中没有办法表现。香港教导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副教授李婉薇作了题为《笔墨演说·曲线启蒙——清末广东报刊如何宣传种族革命和生活新知》的汇报。辛亥革命前夕，在言文不绝对的语境中，广州和香港的报刊、杂志为现代华夏实现常识的流传和转嫁提供了非常特异的例子。这一次汇报推荐《广告白话报》和《岭南白话杂志》两种稀见资料，讲明了黄伯耀等革命派报人如何直面群众，以生活化的言语和例子，把启蒙报刊写成演说底本，经过口耳相传宣传反政府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公共卫生知识。与此同一时间，作为革命派报刊的代表，广东首份石印画报《时事画报》则从另一路径拓展新思想和新常识的流传体积。汇报还提议，书面粤语在华夏现代化流程中承受了构建情感构造的角色。映入会议第三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探讨所探讨员沈洁带来了《为〈殉难记〉，不为殉难人——吴庆坻与〈辛亥殉难记〉成书考》这一汇报。《辛亥殉难记》是吴庆坻（1848—1924）于清亡后搜访史料、行迹，所写成的一部相关辛亥革命中殉清官绅、兵丁的列传。华夏历代均有“褒忠”惯例，会撰写遗民录以确立“忠义”的焦点价格。但在辛亥年，“忠义”观念遭碰到来源宪政、自由、族群等多方面的挑战与质疑。汇报具体地考订、追述了《辛亥殉难记》这部遗民史书，兼及清末民初的“忠义”书写及其所指到的伦理与文化逻辑。其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何旻作了题为《生产左翼文学范本——鲁迅编印〈毁灭〉〈铁流〉出版史》的汇报。汇报最重要的剖析了新书业与作者之中权力构造的动态进程。映入左翼文学时期，作者的政治介入姿态将政治负担施与出版新文学作品的新书业，打破了新书业与作者间过去造成的互利关连。新书业将得到利润的方法，从推进内容创新为焦点，转化为应对不确定的政策风险为中心。这类变动导致新书业以作者为焦点的制度遭到削弱。1931年11、12月间，鲁迅托名“三闲书屋”，自行出版《毁灭》、《铁流》两本翻译小说，夺回作者对书籍文本的操控权力，并经过错杂的布置与抉择正文、附录、图像等伎俩，加入自咱对苏联普罗文学的了解，以提供华夏左翼文学的范本。出版以后，三闲书屋版《毁灭》、《铁流》因内山书店出售体积局限，畅通不开，终归却由于显露了大批的翻印本而可以通畅，实现了鲁迅生产左翼文学范本的初心。华夏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探讨所博士后延雨作了题为《汉字改革与晚清民国书刊封面字体的变迁》的汇报。新文化活动兴盛以后，汉字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观看晚清至民国汉字命运的变迁，以及新文化活动以来对汉字改革的种种尝试，书刊杂志封面子上的字体设置是一种绝佳的窗口。汇报以此为切入口，检索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逾百幅书刊杂志的封面设置，着重剖析此中字体设置的视线特征，并追溯设置师的艺术教导背景和留洋经验。在剖析过后，主讲人也进一步讨论了少许值得深思的难题，包括主张“汉字不灭，华夏必亡”的改革者如何看待惯例的书法艺术、在新文化相干的书刊杂志封面字体中，哪些设置能被归类为赓续惯例或独出新创。因此，主讲人又拉伸讨论到字体从惯例到新变的转折详细产生的时代、新兴的字体设置反应变革汉字的哪些主张、甚而外来文化和艺术对汉字的视线更新等值得学者深入探讨的难题。第二天会议的首份汇报，是由香港都市大学言语及翻译学系助理教授林毓凯所准备的《胡适驻美大使时代的英文译作考证——从蒋介石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电报谈起》。从1937年到1939年的抗战时期，蒋介石一共给罗斯福发了七封电报，这点电报的英文译稿皆由驻美使馆呈交给华府。主讲人在用心审视这点英文译稿后，发觉此中一封译稿在语气和行文上较前几封显露了显著的转变，该信遣词用字不仅简练有力，行文也展现了清楚明快的书写作风。源于那时正值中华民国政府最初踊跃寻求美援的时代，而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愈是蒋介石赖以与美方沟通的最重要的代表人，故不得不使人怀疑该译稿与胡适之中的关连。主讲人以为，胡适的外交档案是学界往日不多探讨的议题，其也许能够为胡适探讨提供另一个可能的视角。在林教授分享完结以后，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王雨带来了《“女性的频次”：性别、广播与1940年代华夏革命的听觉文化》这一汇报。汇报以播音员为探讨对象，追踪1940年代中共播音作风的组成因素和衍变轨迹。汇报的根本看法是，该时代大批女性播音员的实践经历，为党的播音作风的造成提供了根本的路径，并在后来形塑党的说话作风上发挥了要害效用。在此根基上，主讲人以为，自身其实不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异质素材，经过借助“女性的频次”，也介入到了对革命听觉文化的形塑中间。同一时间，这类介入常常所以扭曲、遮蔽和自咱否定的形式发展的。会议第五场汇报包括华夏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探讨所副探讨员彭春凌发表的《从言语的临界处走入两个思想时空——〈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探讨、重译及校注〉的文体与方法》。言语和文体，是思想史探讨最根本的物质层次。该探讨以斯宾塞英文原作《论进步：其法规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以及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又简单称呼为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为根本的对象，汇集翻译史、中外近代思想经典文件的版本考证、跨文化探讨、英文原典多个版本的校勘翻译、中文古籍的梳理注释于一体，是一部概括性著作，深切阐发了对跨国思想史探讨最根本的物质层次的思考。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助理教授叶嘉随后发表了题为《大于“小常识”——民国〈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女士全球〉的翻译栏目》的汇报。汇报联合了档案文件、期刊文件的细读与数据可见化、网站剖析的方法，具体剖析上海中华图书馆（1911-1933）三份热销杂志《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女士全球》的翻译栏目及译者团体。中华图书馆因其成立背景，杂志编辑具有充分的编译自由，能借翻译栏目盛产“小常识”，聚拢业余译者，催生常识的专门化。这三份杂志所带来的“小常识”之兴，有别于通常认识中，即清末民初经翻译而产出科学、政治、哲学等主流常识的形式，亦可视西方现代性对华夏人的作用已从精英阶层普遍到更为广大的民众。会议第六场，华夏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探讨所副探讨员赵妍杰起首发表《情怀宣泄与思想表明：五四后弟子的新文化活动——以家族探讨社为例》。主讲人显示，本汇报是她家族革命探讨的一种副产物。五四后新文化活动经验了由文、史、哲到社会科学的一种调转方向，弟子的心态产生转变，故本汇报最重要的探讨五四今后以北大法科弟子易家钺、罗敦伟为焦点的一种弟子社团——家族探讨社。她起首描画了易、罗二位湖南籍弟子的家世背景和成长经验，指明两位阔家大少所经验的“穷少爷”生活与思想表明的关联。其次，以社团的创建、宗旨和社会运动为核心，讨论《家族探讨》杂志作为的情感汇聚的功效。最终经过杂志所表现出痛恨、同情、羡慕等根本情怀来勾勒五四后弟子心态的演变，而这恰是新青年转变为进步青年、革命青年的大语境，是以她以为情怀在革命洪流的效用仍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随后发表题为《如何安顿本人的“往日” ——〈在酒楼上〉的体积诗学与回想书写》的汇报。她从体积叙事的方位来剖析《在酒楼上》，发觉借助“酒楼”、“废园”、“坟”、“S 城”等体积意象，小说开展了极为精妙的将“往日”显示于“此刻”的回忆叙事。“酒楼”是一处回忆体积，叙事者让本人的“往日” 以吕纬甫的造型显露，与当下的“咱”亲切晤对；而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同样事关回想，其焦点意象是对“往日”的发掘与补偿。经过《在酒楼上》的写作，鲁迅对《呐喊》中被省略的创伤性回想发展了“修通”，并打开了一个最新的回想诗学，它不但与《野草》组成互文关连，也预示了《朝花夕拾》的出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则准备了题为《生生之道——近代返老还童术与寿命观的演变》的汇报。她以1920年代显露在上海、北京等地的“返老还童热”为切入点，探究了近代以来大家如何认知青春和衰老，并思考相关身体、寿命和“人”等议题。虽然好多返老还童的观念和实践与近代医学进行有干脆关连，可是在这点医学观念和实践的背后，本来显露了一种很大的思想调转方向：受科学主义、进化论、社会观念等思潮作用，身处近代的大家最初从新思考何认为“人”、如何生“活”的难题。到了会议的尾声，京、港两地的召集人区别带来两份汇报为会议作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口头发表题为《晚清新编尺牍教本源流考》的论文。他指明，华夏古代有悠久的“书仪”惯例，与礼俗和教化关连密切。明代以降，更涌现出大批尺牍专集，组成了一种特异的文学类别。论文起首追溯了近代尺牍的前史，发觉在日渐急迫的实用诉求下，惯例尺牍的“虚文”显露了分化，即明末以来尺牍专集所传导的文章趣味显得不合时宜，但体系化的程式套语却还是社会交际的必要。进而，汇报人谈到甲午战争以后教科书中尺牍课的兴盛。在清末短短数年间，沪上铅石印书局掀起了一种编印尺牍类书籍的高潮，主讲人注意到这点尺牍指南书中“新内容”与“旧程式”之中的张力。款式和套语固然随时期浮动，但凭借文字轻重、语气缓急等“虚文”来表明身份意识与人情厚薄，这一原理而是亘古不变。香港都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则分享了《重写英雄传、演绎〈新民说〉： 论梁启超对明治日本“维新史论”与“修养书”的转化》这一汇报。他以梁启超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为中心，调查评传这类新文体如何经由梁启超的转化，在晚清华夏落地生根，又如何承载、流传梁启超的政论与德育论。汇报指明，作为梁启超书写根据的两部日文传记具备维新史论以及修养书的特征，传布了平民主义政论与修养论。梁启超编译评传因而借鉴维新史论与修养书的体式，重组并转化原著思想内容，导入《新民说》中政论与德育论，并演绎、补充其论述。最终，主讲人重申，梁启超编译评传实为讨论跨国思想文化史及晚清思想文化史的要紧资料。在全部报告完毕后，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主办圆桌讨论，强调会议的主旨不但关心物质形态，更期望映入内在情怀，打通思想史和文化史。而后，京港两地学者也接踵发表参会感想。清华大学王东杰教授谈及本人受会议震动后所生发的难题意识：“思想和物质/媒介之中的关连是甚么？物质透过甚么样的形式去改变思想？”并将本人的思考综合为三点：其一，物质为思想提供要求和可能性；其二，物质和情怀构造相互作用，咱们须要复原物质和思想相互打造的情景才会更明确地捕捉历史，而将物质归入咱们的思考视野能够扩展思想版图，带来新质；其三，物质透过言语尤其是比喻等媒介映入思想史，这是值得深入发掘的线索。香港都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教授则以为，会议汇报涉及近代华夏各种各类的情怀，包括忠义、英雄崇拜、孤独、爱国革命的热情、诗意、亡国的恐惧等，不但讨论情怀的抒发，也涉及情怀的克制；而如何将情怀剖析与不同媒介的特异性相联合，值得持续深入研究。此外，香港都市大学林少阳教授重申，本次会议的专题是“物质形态”与“情怀媒介”。本来言语作为一个媒介，自身便是一个物质形态，而不但仅如西方形而上学惯例所解释的那样，是与“物质”处于二元构造中的“观念”，因而他十分认同这次论坛的专题、方式与成果。最终，他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结合京港学者就更多难题开展平等自由周全深入的学术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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