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植物学流行于18、19世纪的欧洲，远航探险将异国标本从全球遥远的角落捎回欧洲，激起了大家对当然常识的广大兴趣。自18世纪60年代最初，植物学被看作一门“符合”女性的科学，被社会中上层当作培育姑娘子女性气质的形式之一，在那时的主流性别意识形态下备受推崇。这一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女性的植物学实践如何开展、又遭到何种压制？性别如何作用科学的进行与科学史的书写？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教授安·希黛儿（Ann Shteir）的专著《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是书写女性与博物学文化的经典著作，此中文版在本年5月由四川国民出版社发行。安·希黛儿曾在约克大学阿特金森（Atkinson）学院执教好几年，为该学院女性探讨中心创始人之一。她着力于女性与性别史探讨，关心女性与当然、科学和常识的关连。《花神的女儿》是其代表性著作，具备开创性意义，作用了相干范畴的诸多学者。希黛儿也由于本书得到了1996年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Joan Kelly）纪念奖。全球新闻（www.89o.cn）近日特邀博物学史探讨者姜虹对安·希黛儿教授就该书发展了一次访谈。姜虹系北京大学科学技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探讨员，译有《植物与帝国：大西洋全球的殖民地生物勘察》（2020）和《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2021）。她深受希黛儿教授的作用而走上“女性与博物学”的探讨公路，在访谈中就植物学史、女性主义、当代女性科学家的境遇等难题与之开展了交流。《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安·希黛儿著，姜虹译，四川国民出版社，2021年 姜虹：您在《花神的女儿》致谢中提到，《1800年从前的英国植物学和园艺学文件》作者布兰奇·亨里（Blanche Henrey）对您映入女性与植物学这种探讨范畴有相当大的启发。是否聊聊那时的情形？尤其是您开始映入到这种范畴时的少许情况。希黛儿：咱的博士论文探讨方向为相比文学，详细的探讨课题是18、19世纪欧洲对于当然的言语文学。此中让咱尤为感兴趣的，一是17世纪的机械隐喻，即把当然比喻成机械一样的钟表；二是18、19世纪将当然比喻成一株植物，会经验不同的生长阶段。在这样的兴趣引导下，咱最初去理解18世纪的植物学，以及对于时间变迁的哲学思想如何转变成后来的演化理论。在1973年，咱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从事的第一种探讨课题是18世纪一位德国诗人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他的诗歌《阿尔卑斯山》（Die Alpen）有大批植物学注脚。从20世纪80年代起，咱最初将女性作为最重要的的探讨对象，其实不断搜寻英国女性创作的植物学文本，以及对于女性的植物学兴趣的资料。经过伦敦和其它位置的图书馆、档案馆，咱对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女性的植物学普遍写作有了少许理解，也渐渐意识到那个时代植物学文化有着丰富的面向。布兰奇·亨里曾邀请咱一同喝茶，亲切地勉励咱跟着本人的感受走，去探寻这点女性，以及她们的生活和作品，兴许就会发觉些甚么。咱最早探讨的女性之一是韦克菲尔德·普丽西拉（Wakefield Priscilla），她是一位贵格会作家，写作的专题包括植物学、博物学，以及她所称的“心智培育”专题。特别幸运的是，咱碰到了她的一位后代，让咱接近到不少要紧的书信和家庭档案。韦克菲尔德·普丽西拉肖像画 姜虹：您作为欧洲文学和文化史探讨学者，想必对女性的文学作品十分理解，这对文学和植物学文化这样的跨学科探讨会有相当大的帮助。但同一时间，植物学上少许不业余常识，如分类学、拉丁名、植物鉴别等，会不会带来不少的挑战，料理植物学文件、生物插图和标本等历史资料可能也会比文学作品难题。您是如何克服这点难题和挑战的？希黛儿：自从接纳相比文学训练最初，咱就习惯了去关心不同文学、言语和历史等范畴的诸多话题。这意指着咱可能会去探寻各式高于咱学术训练的专题，比如18世纪中期德国文学或19世纪英国科学史等。全部跨学科探讨都会面对类似的挑战，你对某个范畴的理解总是要比其它范畴更多。相对不熟悉的范畴可行求助不业余人员，或许恶补相干常识去解决，但依旧有些难题高于了咱的意料。比如，咱在伦敦当然博物馆的植物学图书室里发觉了19世纪早期阿格尼丝·伊比森（Agnes Ibbetson）的手稿，她经过长久的实验提议了植物发育的相干理论（希黛儿对伊比森的探讨见《花神的女儿》第五章）。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对伊比森有更深入的理解，咱请教了一位植物学家，然则她以当代植物学的思维否定了伊比森的理论，以为伊比森所处的历史背景没有关紧要。虽然咱也想从那个时期植物生理学的少许争论中去解读伊比森的植物学奉献，但让咱更感兴趣的而是从本人的学术背景出发去探讨一位从未引起关心的植物学家。咱期望向读者或以后的学者推荐伊比森的植物学事业和她所处的环境，可行让其它人从各自的视角去做更深入的探讨。让咱欣慰的是，英国日前有一位生物学背景的学者正好对伊比森的相关资料发展植物学的不业余解读。阿格尼丝·伊比森于1809—813年发表在《当然哲学、化学和艺术杂志》上的文章插图 姜虹：在您的探讨中，“Flora”（花神，植物志）是一种底蕴丰富、十分奇妙的词儿，您曾追溯了花神的图像学渊源，以及它在植物学文化中的要紧性（可参考作者论文“Iconographies of Flora: The Goddess of Flower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Botany”, in Figuring it out: Science, Gender, and Visual Culture, eds. Ann B. Shteir and Bernard Lightman. Hanover and New Hampshire: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6, 3-27.）。在《花神的女儿》中，这种词一语双关，巧妙地传达了这本书的专题。“花神的女儿”对华夏读者来讲也是一种十分有迷惑力的标题，引起了读者对植物学文化强烈的好奇心。您是否谈谈开始是如何触及到植物学之外的花神故事？在咱们此前的邮件交流中，您也提到您主编的论文集《花神的田野事业者：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与植物》（Flora’s Fieldworkers: Women and Plants in 19th-century Canada）标题中也用到了这种词，您再一次用它作为书名是鉴于怎么的考量？除了《花神的女儿》、花神图像学论文以及这部将要出版的论文集，您对“Flora”另有甚么有趣的探讨吗，有无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和读者分享？希黛儿：如何描画当然？为什么当然平常会被刻画成女性造型？毋庸置疑的是，在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语境中，女性与当然被广大联系在一同。比如，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这样的图像比比都是，负载着繁杂、有趣的含义。咱在图书馆探寻女性与植物学的资料时，发觉古罗马花神的造型显露在早期大批的植物学著作和花卉手册标题页或扉页插图中，这点图像激起了咱深厚的兴趣，很期望搞明白这种神话人物不同的表现形式。《花神的女儿》讲述了在18、19世纪的英国，许多女性如何经过家族纽带和家族生活映入到植物学的全球：她们和友人、家人一同采集标本，在家族的气氛中学习植物学，成为父亲、丈夫或兄长的植物学助手，编写植物学普遍读物，她们在写作时还喜爱营造一个家族的气氛。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植物园》扉页插图 后来，咱对另一种话题发生了兴趣，那便是在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背景中，北美加拿大殖民地的女性如何参加到植物学？咱和一位加拿大植物学家合作，一同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19世纪20、30年代四位女性植物学家，她们在旅居加拿大殖民地时期，与“植物学友人们”一同采集植物，学习植物学（Ann Shteir and Jacques Cayouette, “Collecting with ‘botanical friends’: Four Women in Colonial Quebec and Newfoundland”, Scientia Canadensis: Canad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2019, 41(1): 1-30）。咱们的探讨最重要的是经过那时的信件来重构她们的历史，咱很期望经过这种探讨更深入理解对于19世纪加拿大殖民地女性与植物学的历史。为了激起更多学者参加到该专题的探讨中，咱在2017年组织了对于此话题的一种世界事业坊，名字叫“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男性与植物：新资源和新视角”（Women, Men, and Plants in 19th-century Canada: New Resources, New Perspectives）。这一次事业坊的论文汇集成论文集《花神的田野事业者：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与植物》，在这一次采访此前咱曾经达成了编辑事业，估计此文集将在明年出版。这部文集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在19世纪植物学渐渐成为加拿大一门科学学科时期，女性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踊跃地参加到植物学中，如采集、绘图、教学、写作等。对女性与植物学的探讨让咱不停去思考应当如何书写植物学史，而编撰这部文集让咱发觉，加拿大植物学田野事业的历史可行提供更广大和包容的视野。姜虹：咱发觉《花神的女儿》中有些女性的故事相对简短，如亨丽埃塔·莫里亚蒂、哈丽雅特·博福特和帕金斯夫人，是非是由于这点人物更边缘化，难以重构她们的故事？对于每位人物所能获取的资料能否打算了您写作时的抉择，如下否归入书中，以及篇幅长短的分配等？是否分享一下您收集探讨资料的故事？除了文本，另有哪些要紧的资料相比要紧？希黛儿：这本书耗费了十余年，咱最重要的是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若干图书馆、档案馆从事这项探讨。在此此前，无学者将书中多数女性的消息及其作品汇集起来，也无甚么相干的背景资料。那时电子资源也无进行起来，对每位人物分配的篇幅长短相当大水平上取决于咱能寻到的资料。对女性和女性史探讨感兴趣的学者都应当充分意识到，咱们想找的资料常在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获取：她们可能基本就无留住甚么作品，她们的作品可能由于“没有关紧要”无被留存下去，历史学家可能会感觉她们的故事无甚么探讨价格，等等。比如，书中那位制作蜡花的爱玛·皮奇，她也培训别人做蜡花，还编写了一本DIY手册。咱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做探讨时，没有意中发觉了馆藏目录纪录了一套19世纪40年代蜡花制作用具，接下来征得博物馆准许，前往库房深处，开启了尘封已久的木箱。木箱里不但有用具，另有当年制作的花瓣、花梗样品。那一刻，历史忽然栩栩如生地表现在面前，博物馆馆长看到此场景，也跟咱一样亢奋不已。爱玛·皮奇的《皇家蜡花制作手册》扉页插图 姜虹：女性是如何与当然、植物联系在一同的？这类关联对植物学文化发生了甚么样的作用并导致了植物学的女性化色彩？希黛儿：在西方欧洲文化中的历史中存留一个对于性别的二元划分，将女性与“当然”和身体联系在一同，男性与“文化”和思想联系在一同。花神弗洛拉的历史可行追溯到古代的当然崇拜，以及女性与繁殖、植物、春天、丰饶、复苏等概念的联想。对于女性与当然的这点联想预设了对女性的“天然”属性——该做甚么，该成为何样的人，这点预设还演变成了性别化的社会规范，规约着男性的阳刚之气和女性的阴柔之美。将女性与当然、植物联系在一同可能出于女性的力量和权力考量，但在18、19世纪的英国乃至全个欧洲，这类联想更具备惯例意指，更多是考量女性和植物一样美丽而高雅。欧洲启蒙思想提倡将博物学和少许新兴科学归入教导体制，女性与植物的文化联系为她们参加根基性的初学植物学运动铺平了公路。自18世纪60年代起，植物学深受小姑娘、成年女性和母亲们的欢迎，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学著作被改写成浅显易懂的普遍读物，教业余读者鉴识和分类植物。然则，深受女性欢迎的植物学到19世纪20年代时刻却最初被质疑，以为不符合男儿童学习，由于它们不愿去学姐妹们学的东西，19世纪早期的少许文本资料里对这一丝有十分具体的论述。围着林奈半身像的埃斯科拉庇俄斯、弗洛拉、赛瑞斯和丘比特 姜虹：您在书中专门讨论了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他是主张植物学去女性化的职业植物学家代表。为什么会显露这样的趋向？希黛儿：女性与植物学的历史也是一部性别与科学的历史。女性与植物的关联打造了她们映入植物学的形式，也作用了19世纪英国及其大学、探讨机构中植物学如何进行成为一门学科，这便是本书中约翰·林德利所处的历史背景。在他看来，19世纪30年代，植物学作为“一门职业，表现了人类严谨的思想”，须要与休闲、大众、观赏性的植物学运动相区分，而后者恰好被以为是女性的植物学实践形式。他力图为植物学弟子创立一套“现代化”的课程，培育他所认同的职业植物学家。“科学的阳刚之气”成为科学史范畴一种要紧的探讨课题，比如《俄赛里斯》（Osiris）这本科学史杂志在2015年第一期的主题便是这种。咱期望其它学者能够在这种范畴有更深入的探讨。约翰·林德利肖像，1848年 姜虹：咱以前问过您能否以为本人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您那时毫不犹豫地说“是”。您对女性和植物学的探讨能否作用您成为一位女性主义者？这项探讨对您的学术生涯或私人生活有甚么要紧的意义？或许说它对您本人或您的生活发生了甚么其它作用？希黛儿：实是上，是咱的女性主义观念和作为一位女性主义探讨学者将咱引向了女性与植物学的探讨，而非是反过来。咱在第两次女权主义浪潮中映入常识界，第两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焦点是探索历史中的女性，将女性置于故事的中心，为女性及其故事发声。咱曾考量过为18世纪男性作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win）写一部常识分子传记，由于他在作品中将文学和植物学联合在一同。但通过深思熟虑后，咱仍是感觉应当充分发挥咱在女性和女性史探讨上所受过的学术训练。历史不但对重构往日的常识十分要紧，也作用着将来的实践运动。这样的信仰打造了咱作为大学教授的探讨事业和职业生涯，咱也很幸运地参加了约克大学女性探讨中心的创立，成为创立之初硕士和博士探讨生部的主任。伊丽莎·格林德尔的《植物之美》 封面（卡耐基-麦隆大学亨特植物学文件探讨所藏） 姜虹：《花神的女儿》常在被当成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在出版后启发了许多的学者，某种水平上咱本人也是由于这部书走上了此刻的探讨公路。在这本书以后涌现的大批探讨效果，此中不少是对本书提到的女性发展更深入的探讨。在后来的探讨中，哪位学者或许说探讨效果给您的感官最深？后来的这点探讨反过来又对您的进一步探讨发生了甚么样的启发？能不行容易推荐下您日前的探讨？希黛儿：本人的探讨能对女性、性别、历史和科学相干范畴的学者有所启发，咱自然感觉十分欣慰。咱的探讨最重要的是勾勒了1760-1860年这种世纪英国“植物学文化”中女性植物学运动的图景，要点是女性普遍作家为女性、孩童和大众读者撰写的植物学。对这段历史的重构意指着须要用传记、社会史和文学史探讨的方法去了解女性如何打造了相关植物的历史。假如经过位置性的历史档案和植物学的通信集等资料就会发觉，这方面的探讨本来大有可为。咱很高兴可行向图书馆员和档案员提议难题，它们经常会惊喜地发觉本来本人所在的机构有那么多有趣的藏品。咱也常在感觉大众杂志是十分可以的探讨资料，乐此不疲地在内部寻觅对于特定时期和地域的女性及其相干故事；另有便是对历史信件的应用，不论是《花神的女儿》仍是咱前两年发表的加拿大殖民地女性植物学家的探讨都与信件提供的资料密不可分。邱园首任园主任威廉·胡克的通信集让咱发觉了19世纪早期加拿大殖民地四位热衷植物学的女性，以及玛丽·布伦顿（Mary Brenton），对这位女性的具体探讨咱将放到将要出版的论文集《花神的田野事业者》中。在学者们大批的探讨中，咱对英国或英殖民地之外女性参加植物学的探讨感觉尤为亢奋，这在相当大水平上扩大了女性植物学实践的探讨视野。 姜虹：女性与植物学的探讨对此刻的科学界有甚么样的现实观照？比较植物学中女性被边缘化的景象，此刻的女性科学家或学者能否依旧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希黛儿：女性与植物学的探讨自然也是性别与科学探讨的子集。对于“女性”与“阴柔”、“男性”与“阳刚”的观念不但作用了历史上科学的实践和规范，也作用了此刻的科学。这段丰富而繁杂的历史有助于解释（但其实不能经过解释去消除）公众为什么将“科学家”设想成男性造型，以及为何所谓的“硬”科学（如物理学，或许鉴于实验室的科学探讨）要比“软”科学（如于田野的少许探讨）有很大的价格和权威性。科学中的性别难题，对身处此中的男性和女性同样有着十分要紧的作用。姜虹：《花神的女儿》中文版遭到了相当大的关心，您期望这本书能为华夏读者和学者带来甚么样的思考？希黛儿：咱很感激你将这本书译介到华夏，很遗憾咱读不了中文，但咱可行瞧出四川国民出版社十分仔细地在做这本书，设置得很漂亮，装帧、纸张、印刷也十分棒。期望它能给华夏读者和学者带去一丝点启发，能让更多的人去关心女性与植物学这种范畴，期待学者们能在这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安·希黛儿与《花神的女儿》新书合照 姜虹：在现实的学术界中，如何平衡母亲角色和科研事业是年青女学者们经常面对的难题，对她们来讲也是十分大的挑战。在这方面您有甚么经历或提议可行跟她们分享？希黛儿：咱本人是一位教师、学者和母亲，《花神的女儿》在某种水平上也是写给咱本人的女儿——“女性主义花神”。“平衡”常常很能实现，况且即便达到平衡，也从来都非是稳固状况。要达到所谓的平衡，事业单位须要变得愈加灵活，父亲和母亲须要为本人和家族之需设定职责分工。理想概况下，曾经当了母亲的年青科学家和学者可行经过伴侣、家族、孩童保育机构和育儿假政策等得到更多的扶持，但常常无甚么举措是完美的。还须要重申的是，咱们所热爱的事业及其带来的成就感本来也是咱们带给儿童的礼物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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