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明清日记中的“印章消息库”
2021-8-10 11:54|
发布者: w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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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记探微︱明清日记中的“印章消息库”，更多文化艺术分享关注我们。
在晚清著名报人王韬（1828-1897）的日记《蘅华馆杂录》中，夹杂着两份《蘅华馆印谱》，此中第一册收录王韬所藏和自用印章达20余方。在每一方印蜕四周，王韬都简要叙述印章的来历。王韬日记中这两份突如其来的印谱，给日记探讨者提议了新的难题：日记和印谱这两类文件之中存留怎么的关连？日记能为印章探讨带来甚么？日记中印章踪迹的存留能否可行修正大家对日记的定义？一朝咱们带着寻觅印章消息的眼光去阅读日记，可能会惊讶于日记中存留如许许多的印章消息。日记的封面有印章，日记的首页有印章，众多日记的天头、地脚，甚而正文中都有印章。在日记正文中，对于印章的记载也数看不鲜。从众多方面来讲，日记都堪称“印章集散地”。咱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何要在日记中保留那么多对于印章的消息，留住印章的踪迹？一、作为“印章集散地”的明清日记在古代社会中，印章是人际交往的用具，必定水平上成为大家身份、位置、全部权的标记。在众多场合，包括交易和买卖、收发信件、表达具有某物时，常常都须要印章。坚固的印章成为一个信仰和精神寄托，具有甚而比寿命更永恒的信誉。印章有众多别称，民国时代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印章之名称极繁，曰玺，曰宝，曰印，曰章，曰图章，曰图书，曰图记，曰钤记，曰钤印，曰记，曰戳记，俗曰戳子等不下十数种，本来本体上并没有少异，不过名称之不同耳。”印章纷繁的命名常常与它的运用功效相关，而这点功效又表现于平常生活和社会事务之间。因而记载平常和社会事务的日记终归不免要包涵印章的成分。日记与印章相关者，大约分两类：一类为印章图像，是印章在日记中的“留影”，包括印蜕、摹写的印文等；明中期今后，随着石刻印章的普遍，印蜕在日记中“出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一类为文字，用来描绘印章形态，印章制作、递藏等概况者。这两部分内容均非常丰富，以图像来讲，仅仅印蜕就包括日记作者所钤及递藏者所钤，分布于封面、册首、册尾等处。如潘祖荫（1830-1890）《潘文勤日记》册首即钤印累累。日记中的印章，若钤印于日记册首或封面者，可行帮助考订日记的递藏等难题。如杨坚（1923-2010）依据郭嵩焘（1818-1891）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二日第一行顶端“盖有一颗一公分左右见方的篆书阳文‘小樗氏’的图章”，推测郭嵩焘部分日记以前郭庆藩（1844-1896）收藏。（杨坚《对于郭嵩焘日记》）还有一类，则是日记中的其它印章，包括日记作者经眼的印章。他们或钤印于日记册中，或被作者用文字随处记载。日记中的这点印章消息在考订印章真伪、应用印章鉴别书画等艺术作品时，有要紧价格。对于这点印章资料，张小庄等人编著《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梳理与探讨》《清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明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已多有辑录，虽然这点著作并没有以印章为中心，却已然钩稽了诸如《味水轩日记》等日记中的诸多印章资料。这点从隶属书法、绘画的印章消息，是鉴别书法、绘画真伪，辨明其传播历程的要紧证据。《潘文勤日记》册首钤印情况 明清日记蕴藏个体平常所用、所见印章消息，堪称个体的“印章消息库”，虽然这种“印章消息库”范围有尺寸之别，却承载个体印章及附近的各样消息。假如参酌惯例印学的探讨方法，应用这点资料，有助于剖析不同印章之中的差异，有助于辨析与私人相关的其它文件的真伪。日记显现了古人对印章的关心，承载了他们探讨印章的心得。在公布的印谱和笔记资料中，可视古人对印章的注意。在私家日记中，少许较为主观的对印章的观点，保留更多。如贺葆真（1878-1949）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六日记载阅读张穆（1805-1849）所编《阎潜邱年谱》，此书为其祖父购自河间，“首页有潜丘居士印”，贺葆真即据此推断“此必张石斋得其图章，因印于每册之上”。日记记载印事涉及印章的篆刻、印章的购藏、用印的准则、经眼印章的情况等。这点与官印、私印相关的消息可行增补印章探讨的资料，有助于提议新的难题，也有助于推进印章探讨探寻新的方法。比如，徐兆玮（1867-1940）日记就记载大批印章真伪、刻印等事情。有的资料涉及较为罕见的印章，如恽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记载：“农会例会，启用京兆尹颁发京兆省农会图章（文曰‘京兆省农会之章’）。”众多官员在平常生活，还不忘告诉下人携带图章，这是它们平常交际不可或缺的用具。如严修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七日日记，请求下人慎重对待他人请托书写对联，并提示它们携带图章，表达严修对赠送对联有本人的定例，这类定例不但表现在赠送对联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联能否钤印印章上。印章也因而成为人际关连亲密疏远的分界线。日记记载的个人评语，有助于周全认识少许历史上刻印名家。对赵之谦（1829-1884）的刻印成就，今人称许居多，而王闿运（1833-1916）同治十年（1871）七月十一日临行时，赵之谦赠印，但王闿运却在日记中：“?叔赠余名印，同人认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同治年间赵之谦治印名声甚大，但在一众公共评价之外，王闿运私底却以为赵之谦刀法不在行，赐予非常严厉的批评。日记对探讨人物生平印章事迹也有诸多帮助。如吴大澂（1835-1902）《愙斋日记》揭示仅咸丰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就为郁子梅镌“玉湖钓徒”“阿楞”“梅花似咱”等印章五方，又为吴云、金方舆、金润方、周存伯、钮叔裳、潘椒坡、陈新甫等人治印近二十方，白谦慎在《吴大澂和篆刻》一文中即据此推断吴大澂很早即从事篆刻艺术，作风上既宗汉，亦有学习元人细朱文者。又如学者陈言应用周作人（1885-1967）日记中钤印，推测周作人最早的书斋也许叫“光霁书屋”，并整理张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苦茶庵”等印章的时间 （陈言《印章和书法里的周作人书斋》）。而少许失落的印事也可凭借日记资料钩沉出去，如李军应用潘钟瑞《香禅日记》补正吴昌硕早期印谱的编订曾获潘钟瑞（1822-1890）帮助。（李军《吴昌硕早年在苏州事迹补考——以潘钟瑞<香禅日记>稿本为主》）。综上所述，日记的神奇之处在于，对于印章的各式探讨，所需的诸种资料，差不多全能从中寻到。印章就其最为本质的属性而言，既是典章制度的产品，也可行是说是雕刻的工艺品。源于所运用材质的坚固性，印章常常具备考古学的价格，大家可行据以推断雕刻的年月，传播的通过。同样，也可行就其艺术价格发表各式各类的评判。印章终归是手工艺品，所蕴藏的文字，所以不同刀法刻出，是以的外表和纹理都组成一个艺术和审美。这方面的探讨自然也使人陶醉。对于它所运用的资料，制造、制作进程也同样备受大家关心。自然，大家最关注的仍是印章背后的人，不论是印人仍是印章的畅通者、运用者，都展现印章何以被运用，价格何在。印章的接近者身份各异，社会位置不等，男人和女人，官员和民众，文人和匠人，商贩和其它手产业者，每私人接近到的印章都不一样，众多人还不只具有一方印章，即使一方相同的印章，不同的人也接近到印章的不同方面。如上所示对于印章的各式可能探讨方向中，与人相关的印章探讨没有疑是日记探讨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位置。无难题，日记是“印章集散地”；无难题，这一“印章集散地”有待于探讨者开拓。难题在于如何开拓？本文最重要的以三种日记为中心，剖析映入“印章集散地”的根本路线。经过高心夔《佩韦室日记》，咱们试图理清印章与日记作者的关连；经过张廷济《张叔未日记》《清仪阁日记》，咱们试图研究的印章价值和印史悬案；经过《黄秉义日记》，咱们试图剖析用印的则例。这类探讨设置鉴于如是目的：应用日记资料增益印章探讨；解决平常的印章探讨所不行解决的少许难题，甚而提议少许以前不受关心的议题。“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终归，咱们期望印章探讨的效果可行反归日记探讨，推进大家对日记的新认识。二、高心夔《佩韦室日记》里的印章消息晚清名士高心夔（1835-1883）曾为曾国藩幕僚，又与王闿运等人同为肃顺（1815-1861）门下“五君子”，喜纵谈，著作中颇多情绪语，散发深厚的文人习气，袁昶（1846-1900）以为高心夔“心迹文词俱类柳子厚”。然高心夔也是晚清治印名家，《再续印人小传》称其“擅篆刻，专主生峭，不落恒蹊，于浙皖两派外别开生面也”。所著《佩韦室日记》中保留众多治印资料。高心夔一生嗜印，曾自言，“凡人毕生不行一没有嗜好以娱闲情，予于兹事，何能恝尔。”他将刻印之事作为闲情嗜好，这类对刻印的自觉，提高了他对印章的认知。对高心夔治印的心志、情趣及艺术成就，张剑在《高心夔日记》“前言”中已有较多揭示，并统算高氏所刻印章达70余方，治印为曾国藩、莫友芝赏识等。高心夔将刻印、赠印、收印等印事纪录在日记中，是将印事看作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宜。印章不但是高心夔生活中的要紧物件。经过印章的记载，高心夔还在日记中搭建对于印章的生活脉络。虽然高心夔可能没有意于经过印章重整他的平常全球，但在他散乱的日记中，却时不时浮现印章的影子。当咱们读高心夔日记时，不难构建一个根本的认识，即印章是整理高心夔生活秩序、心态浮动的要紧事物，是解码高心夔日记的一条“金线”。高心夔致莫友芝信札 嗜好印章的高心夔在寿命的众多要紧时候，都会用到印章。他的日记始于咸丰庚申（1860）五月五日，这一天，高心夔踌躇满志，知耻后勇，最初他的“佩韦室日记”之旅：庚申夏五月五日戊戌（1860年6月23日），午骤雨，旋霁。予在淀园。是日予二十八生日矣，古圣十五志学，予将倍之，而荒惰若此，遂惕然有亲书向道之意。遣奴子王慎奉书尹杏农、李眉生两男士，问为学之要；又致书易笏山孝廉佩绅，以易出都赴曾湘乡军，告之明年亦当往也。主人裕亭尚书寿予玉辟邪佩印，慰导甚而，感不行已。予自刻“哀窈窕思贤才”六字印，盖前一日已报朝考四等矣。对高心夔而言，这是一种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端午，也是他二十八岁的生日，距离古人“十五志于学”的年纪将要两倍。在前一天恩科殿试中，高心夔由于“十三元”韵上出错，被摒为四等。这一错误，高心夔曾经第两次犯了。之前一年，高心夔曾经在“十三元”上犯了错误，干脆导致肃顺对他的提携没有从用力。源于科场紧连仕途，这一次失利对心高气傲的高心夔而言是庞大打击，于是他抉择在这一天立志“亲书向道”。一方面，他向尹耕云（杏农，1814-1877）、李鸿裔（眉生，1831-1885）询问为学之要，又致信易佩绅，为明年前往曾国藩处出力寻觅出路。为了铭记这一刻，高心夔还自治“哀窈窕思贤才”图章以自勉，而且抉择在这一天打开日记写作。对高心夔而言，印章是自励自勉的符号，是一个印刻寿命意义的要紧物件。这一次朝考四等对高心夔打击甚大，今后数天时间，他不停刻图章，以泄愤懑，以慰伤心。印章又成为高心夔心绪的排遣之物。对此时的高心夔而言，何以解忧？仿佛惟有印章。试看他今后二十天日记的记载：五月六日，予自刻“山泽之臞”。五月七日，读杜诗、钞《庄子》，刻印二：一“诵先人之清芬”，一“石钟山民”。……五月二十三日，是日读《后汉书》、《文选》。刻印一，文曰“缘督为经”，语出《庄子?养生主》。予自书篆，麓生奏刀，未竟，予又足成之，合两人之力为这印，遂俨然杰作矣。麓生尝为予刻“忧患之馀，有意于道”印，亦佳。晚为尹公刻印，背铭字，凡四枚。五月二十四日，遣奴子奉印尹公。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印章之于高心夔既是私人心绪写照，也是舒缓心情，藉以自勉自励的用具，同一时间仍是他和师友沟通的要紧媒介。就高心夔私人心绪而言，印章反应他情绪从低落回归平静，也预示他从困顿中走势坚强。五月六日，尹耕云、李鸿裔均有书致高心夔，加以慰问。然高心夔心里非常失落，朝考四等意指着前途不妙，于是生出山泽之想，自比山泽臞仙，没有期望情绪溢于言表。至于五月七日，这类情绪依然挥之不去。这一天高心夔面见皇帝，晓得本人的归宿是铨选知县。“人穷返本”，故高心夔所刻印章印文为“诵先人之清芬”，心中难免思归故乡，故又治印“石钟山民”。然则此时高心夔的前途已根本明朗，故他还不再幻想，今后将近十天未再以图章化解愁闷，转而读《后汉书》、读杜甫诗以壮志节，以纾愁困。至于五月二十日，高心夔治印“欢喜坚固，可行长生（安）”，语出《易经》“乾之困”，意味不论外界如何言说，他要自守心里坚固的城墙，从而得到长期之安。这既可见作一个自咱困顿写照，何妨也是自信自奋的抒发。源于这类思绪的变动，至五月二十三日，高心夔进一步将自咱的全球构筑得愈加改善，因而有谨守庄子保身全生的处世之道，故刻“缘督为经”图章。至此，就高心夔私人而言，印章曾经周全地反应他心绪的起伏流转，从剧烈归于平静，从愤懑趋于安宁，一个用世的激切心思临时为平和处世之道所替代。高心夔这一心路历程，不但经过自刻印章实现，也经过为他人刻印达成。在这一进程中，他曾为尹耕云刻“珠玉为心以奉君”等印章，向友人剖白本人心迹。这点印章的刊刻既是朋友对高心夔的印章技艺的认可，也可能是对郁闷的高心夔的劝慰。此中少许作为礼物的图章的达成，却非高心夔独立制作，他的同馆朋友黄沄（麓生）曾与他合作治印，不停为高心夔修饰印章。这类艺事的合作，还不妨视作友谊的慰藉。作为艺事之“物”、“身外之物”的印章，对文人而言，在众多时刻具有和诗文作品一同的功效。阅读诗文，与绘图、刻印，对文人心灵全球而言，可能有着相同意指。对高心夔而言，检点印匣，是舒缓心绪的必需措施。这类措施与读书纾困在心灵疗效上仿佛不分轩轾。咸丰庚申（1860）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高心夔对此非常关心。听闻僧格林沁率军与洋人战事不利，高心夔延续两日日记书写心境，聊将日记作为排遣之法：七月六日，是日收拾印匣文具，忧闷特甚。夜闻僧军又挫矣。阅《程氏编》。七月七日，是日阅《程氏编》，晚诵魏武“对酒歌”，深有所感。不闻天津事，闷绝。愁绪难遣，忧闷难排，高心夔索性收拾印匣文具，做起枯燥的梳理事业。这类物理性质的劳作，与读书遣怀，吟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只有杜康”，看来并没有高下之分。同样有所感叹，同样是“借酒浇愁愁更愁”。诚如高心夔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日记所言：是日有懊恼事。刻印背字。余性殊激，有忧闷恒不行自宽释，然仔细颇一，故遇拂意事，每刻印、临帖，消遣纷虑，久之乃平。虽或自克之道，亦其嗜好然也。对文人而言，少许习惯性的举止也许如读书作诗通常同样值得。往日大家关心文人心态，总是有意没有意将眼光锁定在文人读何书、引何书上面，认为这样更简单把握心态的“内容”，至于心态的外围，那一些有意没有意的“举止”，常常一笔带过。大家以为想要在“心态’和“举止”之中构建干脆关联，须要诸多佐证去改善，而心态“内容”和文本内容、文本思想的关连仿佛愈加理所自然，于是此类探讨常常得到领先位子。但是，回到高心夔日记来看，这两组对应关连恐怕没有高下之别。一个举止形式（譬如刻印）对应一时代的文人心态，在日记中有时有确切的讲明。既然作者曾经如许公布诉说他一系列举止的周遭与环境，咱们又有甚么理由不把他的心态和举止形式揭示而出呢？高心夔《佩韦室日记》书影 印章既是高心夔的平常艺事，也一步步成为他的要紧回想之物。当高心夔将这点对于印章的故事和回忆纪录下去时，日记也就成为他对于印章的寿命叙事，成就了他的心灵修缮之旅。生活里的印章，便是这样映入寿命，映入文字书写，成为可贵回想，终归缓缓从日记中道出。作为“物”的印章映入日记的历程，揭示文人“雅玩之物”如何映入寿命史，如何映入艺术史的进程。也正源于日记如许具体记载了“物”如何映入私人寿命，以及这类进程如何被叙写，或有助于咱们认识为什么历代文人如许精心营构它们的“身外之物”。那一些看似没有聊的艺术实践，看似消磨时间的“玩意儿”，譬如图章，何以令它们奋不顾身，有时如痴如醉，有时须臾不可离。如高心夔这样的日记也许可行提供部分谜底。依据《高心夔日记》，可厘清少许印章归属难题。如《简明篆刻辞典》“高心夔”词条时，钤印有“声父”二字方印，揆诸该书其它条目，此印章似为高心夔所用印。然则高心夔日记准确记载，“声父”一印实为咸丰十年七月二十日，高心夔为翁同龢（1830-1904）所刻，此印章刻者为高心夔，归宿则在翁同龢。张剑梳理本《高心夔日记》 此外，由日记记载印章消息，也有助于解读日记中散落的印蜕。高心夔日记中少许印章嵌在日记的天头、地脚，却非收藏章，仅仅是少许试验的印蜕。譬如日记中钤印有“怀新阁”，实质为高心夔为李鸿裔所刻印章，只是由于自觉所刻惬人心意，因而钤印在日记中，认为纪念。在通常的印章运用情景中，这种“随便”印着玩的概况可能存留，但今存资料中差不多都不见踪影。这种“随便”钤印的举止，表达印章在实用性、一本正规的艺术欣赏外，另有少许不可捉摸的意义，如高心夔此处钤印，既不为表明甚么，还不为标志甚么，甚而还不为纪录这枚印章（与下文有意钤印以求纪录有别），不过因心里一时喜欢，或者为了试验刻印的成果，而偶然钤印。日记中此类钤印举止，因其随便而显得珍贵。印章是高心夔心路历程的写照，也是他的人际网站的一个接连物。由“印章之眼”出发，高心夔的日记没再是零碎的，没再是不易归纳的文字组合，而具备心绪流动的节拍在。印章在日记中的浮沉是高心夔心绪的反应，能够串联起散乱日记片段，让得依据印章对高心夔日记作分段料理成为可能。对繁杂的日记而言，在众多时刻，除去应用日记时间加以区别之外，常常不容易对日记发展分段料理。在之前料理中，大家平常以某件事宜的始末作为截取日记的根由，然由高心夔日记出发，则揭示了印章等物件也是为繁杂日记发展分段的参照。三、张廷济日记中的印蜕和印章价值张廷济（1768-1848）为嘉道时代著名金石学家，所著《张叔未日记》《清仪阁日记》《张叔未日记杂稿》等分藏国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部分日记已有影印本和梳理本面世。张廷济日记记载印章相干消息较有特色，兹举其要如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清仪阁日记》 起首，《张叔未日记》记载诸多古印消息。日记中的印蜕，反应作者欲给印章“留真”的观念。除去后来者所钤递藏章外，日记中印蜕大体可分三类，一是作者自镌印章，二是作者购藏或借阅的印章，三是作者运用的印章。在不同的日记中，这三类印蜕的数量有所区分。高心夔日记所载作者自镌与运用的印章较为丰富，而在张廷济日记中，私人运用或购藏的印章则占据主流。如张氏嘉庆九年正月十三日记载“嘉兴张廷济字叔未行三乾隆戊子生嘉庆戊午科浙江乡试举第一”一印，这方印为高勉斋为张廷济所刻。张氏得到此印，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且钤印于此。另外，另有少许自用印章，也钤印于日记中。如张氏嘉庆九年（1804）正月十二日日记中抄录自撰《戴昆玉男士小引》一文文后，镌有闲章两枚，一为“廷济”，一为“廷”“济”连珠印。这类印章的运用也许是为了宣示文章的全部权，也许仅仅为了给这篇文章作标志，以便捷用日记编纂文集时方便抽取此文。日记作者购置的印章，不论是久远的古印仍是今人之印，也被钤印到日记中。大家钤盖他人的印章，也许出于这样一个动机：一朝把古印或经手的印章钤印到本人日记中，本人便也部分地“具有”了那一些印章。张廷济嘉庆九年正月二十日买得“西畯真赏”印章一枚，即钤印于当日日记中。关于雅好金石的团体而言，古印在团体之中流转借观，云烟过眼，其实不能购置，还不能长久持有，那末，钤印于日记簿册似是上乘抉择。张廷济日记中有数次借印而私钤的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廿三日条下盖有“司马氏”古玉印印蜕一方，文字云：“玉印，黝如纯桼，覆斗钮。嘉庆丙子又六月廿三，晋斋带视，印此。”因朋友赵魏（号晋斋，1746-1825）携带此印过访，“雁过留声”，张廷济便留住此印蜕。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条下有一方印蜕，旁行文字云：“铜印，坛钮。丙子七月十一葛春屿嵩寄视，当付还之。叔未张廷济记。”借阅印章，钤印于日记中，与张廷济所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相关。日记记载此事，一方面备查，为归还印章等事留底，另一方面，也给日记增加别样意指，日记因此成为印谱编纂的事业档案，甚而是编纂印谱的草稿。张廷济《清仪阁日记》书影 在摄影技艺、复制技艺尚未强盛之际，清人保留印章消息除去拓印、钤盖印谱之外，只能更多地求诸文字描摹。另外，关于仅见印蜕的印章，它们也热衷于摹写。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张廷济曾抄录翁方纲（1733-1818）写给文鼎（1766-1852）的一封信，张廷济不但全文抄录于日记中，还在信末摹写了翁方纲的“彝斋”方印。日记记载众多印章消息，但却非全部印章都有幸在日记中“留真”。嘉庆九年正月廿一日，张廷济得到钱顺甫捎回的诸名印，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姚友处买‘王禹私印’汉印一方”，李小舟为张廷济所刻“兰亭亭长”等，但这点印章均未在日记中钤盖。另外，日记中另有少许印蜕，读者没有从确知其意义。如嘉庆九年八月廿七日日记中张廷济所抄录的陆游《砖砚铭》后，有“张叔未”阴文方印。咱们没有从推测作者的乐意，也许他不过随便盖印，也许他别有深意，总之在日记中如何盖印，日记作者或后来的递藏者有第一大水平的自由，咱们所能做的不过承认它们盖印的自由度。况且，张廷济别有印谱存世。那一些未在日记中留痕的古印，在张氏《清仪阁古印偶存》中多有踪迹。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的编纂历程，在其日记中多有反应。该书道光十五年（1835）跋语中，张廷济记载编纂印谱的艰辛历程，自称得于师友所助者甚多。跋云：数十年铢积寸累，仁和赵晋斋魏、嘉定瞿木夫中溶、秀水文后山鼎、嘉善沈幼清恪曾、孙戢斋圻，海盐黄椒升锡蕃、钱寄坤以发、家质夫开福，平湖钱梦庐天树、同里葛见岩澄、葛春屿嵩、葛向之时徵、徐籀庄同柏诸君子之力为多。而汪友铁庵，来源吴门，金友兰坡，来源邗上，所携致皆佳好，是亦可识也。由日记中赵魏、葛嵩等人提供印章供张氏钤盖的记载来看，可知张廷济跋语所言“铢积寸累”却非自夸，却是编纂实录。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附录他为钱天树所编《汉印私谱》序云：“予藏汉印少，而经眼者亦止数百品。”张廷济收藏印章其实不丰富，他能编成皇皇的印存著作，得益于江浙地域的金石气氛。从张廷济日记记载来看，借阅、传观、谈论印章，在嘉兴等地曾经成为一个风气。受益于这类印章稠密流转的大环境，张廷济可以查缺补漏，经过借阅等门径补充所藏不足，而且悉心将所见纪录下去。其次，《张叔未日记》所保留的印蜕，有助于廓清印史上的少许悬案。如朱彝尊（1629-1709）之子朱昆田（笛渔，1652-1699）的印章“西畯真赏”，为1962年夏天，葛书征捐赠西泠印社的“四十三方印”之一（事见葛贤鐄《葛昌楹捐赠“四十三方印”之考证》）。这批印章多半见于《传朴堂藏印菁华》《丁丑劫余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等印谱中。然则，“西畯真赏”一印“未辑拓于上述诸印谱或钤于拓摹贴于扇，故于今未能探索得其‘留痕’所在。”前所述张廷济于嘉庆九年正月二十日买得“西畯真赏”印，至嘉庆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篆刻家文鼎造访张廷济。是日日记内，即增添两方印蜕。此中一方便是“西畯真赏”，旁有一行字云：“朱笛渔男士之印，张廷济藏，文鼎勒款。”不但再次表达葛氏所捐印即此方，且给这方印留住了1804年的“踪迹”。当日日记中保留的另一方印蜕为“竹田深处”，旁又文字云：“《说文 》：‘篁，竹田也。’叔未解元居新篁里，覃溪翁男士署其户曰‘竹田深处’，秀水文鼎篆刻其印并记。”张廷济并没有记载文鼎什么时候为刻印勒款，但由上述日记所载，可初步推测“西畯真赏”或者在这一天由文鼎勒款的。《张叔未日记》“西畯真赏”印章书影 再一次，张廷济日记还记载不少印章的价值，为探讨嘉道时代金石学的市场畅通提供了有价格的资料。兹将张廷济日记中相干印章价目表排列如是：张廷济日记所载部分印章价目表 从张廷济日记所载来看，嘉道年间，汉代印章的平常价值是洋钱一元至两元一方，假如素质出众，如涂金龟钮“骑督之印”则价值至五个银元。批量的印章价值也在每一方两个银元左右，如浙江海盐张氏所售者便是。源于清代银元的购置力常常很难测定，因而咱们以张廷济日记中其它书籍和艺术品的价值作为参考，以便对张廷济购藏印章的支出有少许直观感官。由张廷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日记记载可知，《东都事略》价值一洋钱又一百文，《郑康成年谱》一百文，明人诗札十件（文征明、唐寅、唐顺之等）价十洋，翁方纲书“祗平居”扁价一洋。一方汉印的价值与一部近代范围较大的史书如《东都事略》价值相仿，是小本书籍如《郑康成年谱》的十倍以上，也差不多于明代名人手札一件，或差不多于翁方纲等当代书法大伙的题匾。从上表还可推断，源于金石之学的兴盛，印章一步步成为可行买卖的商品。只是印章买卖这一市场尚不算非常活泼。张廷济购置印章，也有从朋友（熟人）手中得到者，可视印章市场切实还处于发育阶段。另外，张廷济购置印章很少在乡间，而多数购自嘉兴县城和杭州，表达杭州和嘉兴是浙江金石买卖的中心。从中还可视，印章还是艺术品中的小宗，在较大都市才有更多的畅通，而通常古董商和书画商贩上门贩售的多是书籍、书画作品。须要指明的是，乡居的张廷济在与书估和其它古董商的买卖中，已构建熟悉的人际网站，他的印章效劳于印谱编撰，于是常常可行经过借阅得到，而不必购置。张廷济的金石书画鉴藏运动非常丰富，然则，这一进程是渐进进行的，是依照时序一步步累积起来的。张廷济日记中的资料，提供了嘉道时代一位金石学家诞生的历程，也勾连起古老的金石学惯例。印章运动作为张廷济金石书画鉴藏生涯的一部分，为了解一位金石学家如何收编金石，从事探讨，终归构建本人在金石书画范畴的口碑，提供了观看的窗口。而日记是提供这类了解的要害，它所展现的嘉道时代的金石学面貌，具有少许特殊性，譬如印章市场、价值、印谱编撰的进程等，为了解嘉道时代金石学兴盛提供了可行观测的变动背景。四、个人用印准则的公布化印章一朝被运用，对于它的运用准则就成为必需考虑的要素。华夏古代对于官印的运用，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这套改善的用印制度作用到个人的平常用印。在书画作品中，大家在钤印此前，就曾经非常关心用印的方式、数量、尺寸等，这点准则有时明言，有时刻须要观赏者自行揣摩。而这，也是对于印章运用探讨的大宗。关于存留繁杂文艺交往和平常事务的文人而言，其日记常常保留较为繁杂的印章记载。经过印章的运用准则传导消息，表明身份，或传达本人心里的喜怒哀乐，这是文人经常使用的伎俩。只是这点隐晦的心思其实不符合公布表明，而此中繁复和细小的浮动，又让得它们本人常在混淆印章的运用准则，有时刻自乱其例，因而在日记中将这点心里的想法记载下去，就显得非常必需。王韬日记中保存诸多本人的印章消息，仅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蘅华馆杂录》六册，就保留王氏“兰卿”“蘅华馆主”“家住吴淞第六泉”“琅邪珍赏”“蘅华溪馆”“遯叟藏书”“长洲王韬”“红蕤阁女史”“淞北倦民”“此心聊与此山盟”等印。王韬《蘅华馆杂录》第四册咸丰三年九月至咸丰四年五月之中，存有《蘅华馆印谱》一个共11页，钤印20方，每一钤印均记载印章释文，印章来自情况等。如印谱第一页，“眉珠小庵华曼居士印”，释文“此印乃甫里曹氏旧物，余售之于洢人师手。纽刻一狮，极为细巧，字乃许锦父所镌。壬子仲秋灯下志。”这点皆是印章探讨足资采纳的资料。王韬日记中的《蘅华馆印谱》 仅就王韬用印的准则而言，在印谱中也有表现。在第一个印谱中，王韬记载了一方“安全家信”印章，印谱记载云：“是印刷乃叶文照耀所刻，余以百文得之，印诸书札上，使老亲见之，喜动颜色也。”第二种 《蘅华馆印谱》存印38方，也记载一方“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印，补注云：“私札往来，用来示信，亦佳谶也。”只是，总计58方印章的印谱只此两印记载用途，可视王韬其实不乐意过多地在印谱中显现本人的用印准则。但在日记中，作者实质上可行全无保存公布本人运用印章的准则。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所言：“一切艺术既是外貌的展现，又具备象征意义。”对古代文人而言，私人印章的来自、用途等均有本身特点，这一整套与印章相关的消息常常其实不公布宣示，有时刻须要深入细致地归纳推断，才能捕捉少许印章所蕴藏的意义，而日记则将印章的其它消息与予以披露。比如在浙江台州人黄秉义（1874-1920后）日记中，就清楚记载了印章的运用准则。黄秉义丙午（1906）正月初二日日记记载：“余自本月初一日起，与朋友来往信件名字之‘顿首’草字中盖一‘侣’字篆字小戳一方，与长辈来往信件名字以下书‘谨肃’，或‘叩首’字上盖一‘秉义谨肃’篆字图书一方，以作记号。……还有官名及别字号等及一切图章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均不得为凭也。”可视黄秉义运用印章非常谨慎，仅仅书信中的印章，就因收信人的辈分、信件的要紧水平等，而运用不同印章；即使是信套，黄秉义也用不同印章加以区别。在个人信件之外，关于假贷凭据、收条等，黄秉义又运用此外一套用印准则，以此作为凭据。黄秉义日记的用印准则推荐 黄秉义日记的用印准则推荐2 也许由于这点用印准则过于繁复，不便回想，黄秉义又将印章钤印在日记天头位子，再作讲明，以便本人用印时不至于出错。虽然黄秉义无明言，但这点钤印在日记中的印章连同讲明文字，实质组成小型印谱。只是这种小型印谱较为特殊，即它最重要的讲明印章的用途：“侣”：此方图书与平辈来往xx盖用，亦是通用，仍是余书信函为记。“勤以补拙”：此有紧要函件盖此图书。……“质诚”：此方图书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本不另记，因与上块形式“质诚”图章均是同字，区别详记。此方长式图章，不足为凭。对黄秉义而言，这份小型印谱是他收发信件、辨认信件要紧性的凭证，也是他收发物件、断定券据的判断根据。这份小型印谱聚集这点印戳，是平常事务一步步增多，黄秉义不得不加以料理的势必产品。可视，印章映入日记，并在日记中占据越来越多篇幅，是平常生活中印章发挥效用的表现。另外，这份印章还提示探讨者注意，清人运用印章有众多隐性的准则，这类准则常常唯有他私人明白，很少对外宣扬。终归，印章这点不但涉及人情的深浅，也涉及田产、银钱等要紧经济难题，故而个体常常甚少宣扬印章的运用准则。也正因而，日记中此类资料才显得可贵。也正源于通常人不太公布印章的运用准则，故而日记能否记载用印的准则，有时也可行测定日记私密性的指征。众多日记皆是个人写作的产品，可是少许日记从写作起就预备让人浏览。日记的公布水平与私密性如何区别，边界在哪里，常常很难把握。除去少许公布性的日记阅读纪录之外，大家不容易认定一部日记的作者能否筹算公布他写的日记。然则，关于日记印章准则的具体推荐，可能作为测定日记私密性水平的一种标记。即，假如一部日记记载具体的用印准则，那末作者写作日记时常常没有意于公布日记。终归，向外人公布个人印章的运用准则，对私人的生活组成潜在的风险。五、日记必定是“写”出去的吗？印章映入日记，起首对日记探讨者提议了一种难题：日记必需是“写”的吗？现有的许多数日记皆是作者一手写就的，偶尔有别人代笔或许抄录，甚而有有少许图像、卦象或其它符号是手绘而成的，然则不论怎么，都可行看成是“写”就的。“写日记”成为咱们看待日记的一个直观感官。但是印章映入以后，日记就不十足是“写”的，至少有一部分是“钤印”而成。“钤印”因此也成为日记制造的一个形式。“钤印”成为日记的一个创作形式今后，颠覆了日记是写出去的刻板感官，却揭示日记之于作者的一类本质功效。指日记作者总是想要努力把生活记下去，假如要求充足丰富，它们可能试图将生活的一切都记载进日记。写是一个伎俩，钤印也是一个伎俩。印章的加入让得日记突破了书写的范围，必定水平上为日记增加了视线化的因素，从复制和组合的方位实现对日记惯例的发明和文化再缔造。印章映入日记以后促让人们思考的第二个难题是，为何作者要在日记中散落地记载印章消息，而非是以印谱或其它形式将印章消息聚集显示？换言之，日记为什么能给印章及其附近营造“印章气氛”。研究这一难题应当回到华夏古代社会生活中去了解印章。诚如孙慰祖男士所言，华夏的印章不但是一个艺术景象，它“起首是深切地参加华夏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的制度之器。这类两重身份使它与其它艺术部类如书法、绘画的探讨方法与剖析方位很不相同。……于是，要相比周全地揭示华夏印章历史进行的情况，阐释详细作品，都不行仅仅关心它外在的体现，尤其须要探究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要素及其本身渊源这条暗线”。印章在华夏古代社会有着要紧效用，在明清契约社会中，更有着广大利用，曾经渗入平常生活的肌理层次。明清时代的印章较过去更为繁复，外加金石学复兴和玺印收藏风尚的推进，文人在平常生活中不容易离开印章。这就让得一朝日记试图相比完整记载耳闻目见，记载平常生活，就不容易不涉及印章消息。可行说，日记中“印章气氛”的造成，只是是印章在平常生活中利用的反射。“印章气氛”的营造是日记没有意为之的结果，然则执着于记载平常生活的日记终归势必涉及印章，其实不可幸免生产“印章气氛”。这就揭示日记的一项特点：随着某项事物不停涌此刻平常生活中，它势必走入日记。甚而无妨推论：生活的界面有多宽，日记记载的边界就有多广。而新的事项映入日记，还不断修改日记的定义，比如对于日记的制造，印章的映入就促让人们思考日记必需是“写”的吗？日记这类功效的浮动，终归也可能作用新事项的界定。就印章而言，日记的介入提示大家注意印谱的一个制造形式，指日记是印章从映入纸本的“过渡体积”，印谱可能须要通过日记这一中介而生成，比如王韬《蘅华馆印谱》便是一例子。日记也为观测新事项在平常生活中的效用提供了要紧的窗口，为新事项（比如印章）走势专门的著述展现了较为完整的“滴定”进程 。就过去探讨而言，日记却非探讨印章的必备资料，但增加日记新资料没有疑有助于印章探讨。就日记探讨而言，将日记中的印章消息抽离出去，有助于测定日记这一新资料的功效及其边界。这类将印章消息从日记中抽离、继而复归日记的探讨思路，对日记探讨和印章探讨皆是一个有利。源于这点印章消息原本蕴藏于日记里面，于是不论就“印章之眼”观察日记，仍是从“日记之眼”观看印章而言：日记都可行自为一个探讨方法。注：本文系国度社科基金重要名目“华夏近代日记文件叙录、梳理与探讨”（18ZDA259）阶段性效果，由全球新闻（www.89o.cn）首次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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