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西夏言语探讨专著《西夏文教程》英译本（Tangut Language and Manuscripts: An Introduction, Leiden: Brill, 2020）付梓一年后，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探讨系荣休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探讨日本书籍史卓有建树的彼得·科尼基教授（Peter Kornicki）在《东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视域宽宏、见解精到，但又“时而不章”“时而可商”的书评，整理了西夏学的往日与现状，也对西夏探讨的释译、西夏王朝的华夏认同难题提议了意见。科尼基教授在伦敦疫情时期笔耕不辍，令人感佩。作者与译者亦撰此文，对科尼基教授显示感谢，并试与科尼基教授商榷。Tangut Language and Manuscripts: An Introduction 一、科尼基教授对《西夏文教程》的全体评价科尼基教授对西夏学的定位显现出了他作为书籍史家的独到视域。他以为，西夏文件的要紧性不限于西夏学，也超过了亚洲书籍史的范畴。近一百年来接踵现世的西夏文本包括迄今为止全球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是全世界书籍史的要紧一章。日前，西夏学对世界文化史的作用仍具尚未十足开发的潜力，其最重要的制约来源多半学者对西夏言语的陌生。填补这一空白，正是此书外译之初衷。科尼基教授的另一洞见是：西夏学术文件的多言语特性也为学者增添了探讨难度。这一多语种特性归因于西夏学近数十年来作为一种学科崎岖多艰的进行史。西夏学者来源全球列国：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 ）、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克平（К.б.Кепинг）、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索罗宁（К.Ю.Солонин）等数代俄罗斯学者，英国之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美国之邓如萍（Ruth Dunnell）、日本之西田龙雄、荒川慎太郎，以及剑桥学者高奕睿（Imre Galambos）和法国史语学者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等。因而，在西方学界“若欲治西夏学，必需通晓中、日、俄、法、英”诸语文，令人“望而生畏”。科尼基教授话锋一转道，“全无疑问，最近二十年，华夏学者主宰了这一范畴”。科尼基教授称赞本书作者史金波是探讨西夏佛教史、印刷术与西夏社会“最多产的学者之一”，也以为此书是日前对于“西夏言语和档案最周全的推荐”。 科尼基教授从书籍史行家的方位，着重推荐了第二章“西夏文件”，以为这部分是西夏书籍和文件色彩鲜明、内容丰富的大语料库。科尼基教授还重申了西夏学进行史中那一段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遗产。他以为西夏学史料散布在全球各地——从柏林、伦敦、巴黎到圣彼得堡与斯德哥尔摩，是“掳掠”（looting）的后果，运用这种词“十足合乎道理”。诚然，华夏西夏学遗产遭到了数代西方探险家贪婪的掠夺和惨重的破坏。近数十年来，华夏学者一直在呼吁重视这段历史的同一时间，着力于与列国学者一道进行西夏学。科尼基教授指明书中图版“许多来自于华夏图书馆藏”，实质上即是中俄合作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件》，这套大型文件丛书现已出版30册，对推进西夏学进行起到了根基和要害效用。咱们由衷期望全球西夏学者既铭记历史，也踊跃合作，推进全球学术合一进行，共创新知。作为涉猎广大的东亚探讨者，科尼基教授的日本文化史背景起到了“它山之石可行攻玉”的成果。作为书籍史家，科尼基教授的兴趣最重要的在西夏活字印刷、书籍装帧、书写格式、书籍插图。他尤其感兴趣西夏的类书、辞书、韵书和法典，特意列举了西夏文《孝经》手稿：此书译自北宋吕惠卿注本，而吕注汉文本早已失传，因而弥足珍贵。教授也重申了西夏市场中传播的夏、藏木刻文本，以及西夏人出版多卷本、大部头书籍的出众能力。科尼基教授还向世界学者简明推荐了第四章今后的最重要的内容：西夏文字剖析、西夏语中的音韵、词类、语序、句法、格助词、存留动词、动词前置词、人称呼应以及专有名词等。他指明这点章节都提供了西夏文例句以及译者提供的中、英译文。他热情称赞“本书把西夏文化的庞大财富带到了英语阅读全球，十分值得欢迎”。二、科尼基教授对《西夏文教程》英译的评价科尼基教授研读此书后以为译者李汉松的英文通达晓畅，《译者序》颇有帮助：“承受英译此部要紧著作的艰巨任务，应得咱们的感谢。”他圈点了英译本的特异之处：译者为初次显露的西夏字附带了世界拟音，“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一特色增添了本书的价格”。他还赞赏译者在英译西夏文例句时，逐一查证了西夏原字的释译，确保了译文不受中文阅读的先见干扰，进一步增添了翻译的明确性。科尼基教授也就两处翻译提议了详细意见：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幅图版应为正规出版的印刷本，笼统套用了平常用于显示未出版文本的manuscript，有欠妥当。自然，译者准确注明了“刻本”（block-printed）一词，因而不可能指狭义上的“手稿”。另外，图版四十三、四十四显著是两块雕版模板，英文被动译作“雕印”，亦有显示“印刷品”之嫌。咱们由衷感谢科尼基教授的明察秋毫和慷慨指正。三、与科尼基教授商榷西夏对华夏的认同科尼基教授自称独一要对原著发的一句埋怨（gripe）和牢骚（grouse）是将西夏纳入中古华夏。他声称“西夏是华夏中古时代的一种要紧王朝”这句话有失公允，由于“西夏帝国不隶属华夏”而“独立于华夏”。西夏为什么不隶属“中古华夏”这一宽广范围呢？科尼基教授以为“它经常与宋代华夏（Song-Dynasty China）产生战争”。科尼基教授刻意将“宋”作为定语节制“华夏”，从他运用的“宋夏战争”来看，科尼基教授实质上曾经认可了辽宋夏金时代华夏多元一体的根本实是。科尼基教授还以为统一难题也适用于其它的“异族朝代”（Alien Dynasties）。显而易见，科尼基教授所指的是与“华夏的汉族朝代”相对的“华夏的异族朝代”，即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构建的华夏古代王朝。科尼基教授的异议引出了一种更具深意的话题：中古华夏的概念和西夏的华夏认同。同一时间，他的介入也显现出，咱们在书中重申指明“西夏是华夏中古时代的一种要紧王朝”仍有本来际意义，它有益于澄清海外部分学者在此难题上模糊甚而谬误的认识。在此，咱们从西夏的帝统观念、中国意识、制度文化、民族认知等方位，论证西夏是华夏的一部分，以供科尼基教授和关注此难题的行家们参考（详见史金波《论西夏对华夏的认同》，《民族探讨》2020年第5期）。帝统沿承西夏攀附元魏，追认唐朝，推崇唐尧、汉祖，认可古代华夏帝统，自以为是其继承者之一。元昊向宋朝进表：“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于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元昊自称党项拓跋氏与北魏拓跋氏有亲缘关连，尔后先是党项领袖拓跋赤辞归唐，太宗赐姓李，后来拓跋思恭讨伐黄巢有功，僖宗封夏国公。这段叙述反应了西夏皇族的历史回想和自咱认知。同样，西夏大庆三年八月十日（公元1038年）《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曰：“咱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辨迈唐尧，英雄□汉祖”（英雄后字缺，应为“等”“同”“超”“越”之类）。唐尧位列“五帝”，是中华正统的象征。而“汉承尧运，德祚已盛”，“当然之应，得天统矣”，亦是华夏王朝之典型。凡此种种，可视西夏皇族在对外、对内的修辞之间，都自以为是华夏正统。再看外交辞令：西夏前期，宋辽互称“南朝”“北朝”，而称西夏为“西夏”。金灭辽后，西夏遵辽例以事金。西夏后期，宋金互称“南朝”“北朝”，仍称西夏为“西夏”。有趣的是，西夏大安八年（1081年），时值宋夏战争，凉州感通塔碑的西夏铭文因西夏地处西陲，用“东汉”称呼宋朝。而在该碑的汉文碑铭却用“南国”称呼宋朝。可视在近两个世纪中，西夏一直维持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座位，而“南”“北”“东”“西”这点角度词都显著显示了此中任意全家都不过华夏帝统的一部分。中国概念欲知西夏人对华夏概念的认知，可行考察西夏文件如何翻译“华夏”“中国”诸语。起首，西夏人尽量淡化“夏”“夷”之别。不管指京城仍是中原，西夏直译“华夏”为“当中之国”。而在翻译“夏”“夷”字样时，西夏文韵书《文海》注释道：“夷者夷九姓回鹘、契丹等之谓”，准确把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排除在外。另外，西夏文类书《类林》中音译“夷”“戎”“蛮”“狄”，或将“四夷”译为“四部”“四类”“四小国”“小地寡姓”，尽量淡化夏夷之分。西夏还将本人操控的疆土包涵在广义的“中华”之内。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文件中有佛学著作《禅源诸诠集都序》，系唐朝佛教大师宗密所作，在该序中有“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之语，西夏文译为“达摩受西天心法，来到东国”。这边西夏译者将“中华”译为“东国”，与“天竺”相对。而唐朝裴休为这序作述，有“故天竺、中夏其宗实繁”之语，西夏文意译为“故西天、东国此宗实多”，亦将“西天”与“东国”相对，可视西夏人对“中华”“中夏”广义放大到宋朝从前，包括西夏地域在内的华夏古代王朝，而非不过北宋朝廷全家的势力范畴。典章制度在制度上，西夏推崇儒学，实施科举。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继承《唐律》《宋刑统》等中华法系，尤其是此中的“十恶”“八议”等最重要的内容，与中原皇朝法典如出一辙。西夏仿效中原官制。西夏仁宗时编著的西夏文、汉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了西夏自中书、枢密之下23个职司。《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体系地记载了西夏五等司职的一系列职官名称，多与中原王朝相同或相近。经过汉文和西夏文材料可知，西夏根本采用了中原皇朝职官制度。甚而，西夏文官印印文也采纳与汉文官印同样的九叠篆。西夏文贞观甲申四年（1104年）首领印 西夏继承德运惯例。华夏历代王朝考究德运，各以木、火、土、金、水五德传承。辽、宋、金各朝自诩华夏正统，德运区别为水、火、土，西夏还不例外，其德运为金。西夏文《圣立义海》中，有“国属金”的记载。西夏大约以为本人干脆继承了唐朝土德，遂为金德。此举是中国正统观的要紧表现。这充分讲明，那时各朝虽主体民族不同，但均认同华夏的帝统，视本朝为其支脉，表达对中华政治文化的高度一同认知。西夏文《圣立义海》记载“国属金” 西夏一旦如中原王朝通常，设计年号、尊号、谥号和庙号。此中，年号是华夏封建王朝用于纪年之名号。因而，有没年号是华夏王朝的要害标记。西夏在正规立国前已仿照中原皇朝自建年号，在近两个世纪中，西夏十代帝王先后运用了三十二个年号，始终遵循着华夏王朝设计年号的惯例。没有怪乎北宋大臣富弼曾将辽和西夏并列，以为此二朝“得华夏土地，役华夏国民，称华夏位号，仿华夏官属，任华夏贤才，读华夏书籍，用华夏车服，行华夏法令”。社会文化西夏仁宗尊儒，于人庆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在华夏封建社会中，孔子的位置不停攀升，但封谥的尊号最高是文宣王，只有西夏仁宗时尊为文宣帝，这是华夏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充分声明西夏崇儒之盛。西夏自始至终，皆以华夏惯例儒学作为社会和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是华夏文化认同的基础。西夏贞观元年（1101年）西夏御史中丞薛元礼上书，提议重视汉学：“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没有不尊行儒教，崇尚 《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行立教化也。”此处，西夏大臣仍以西夏继承了华夏北魏、周齐的正统，来论证儒家文化的合乎道理性。西夏国内，佛学广为传播，而佛经中的叙述也能论证西夏人的中国意识。西夏文《往日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叙述了佛教在中土传播和译通过程：首记汉孝明帝因梦派蔡愔西寻佛法，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东来传教，至三国、晋、宋、齐、梁、周、隋、唐八朝先后译经，五代至宋再译佛经，又在总结佛教兴衰以后，进而要点叙述西夏之译经、校经史。如许，从佛教传播史的视角把西夏断定为华夏的一代王朝，是华夏历史的继承者之一，当是华夏的一种构成部分。西夏人间信念佛教，有死后转生的观念。在榆林窟第15窟前室东壁甬道口北壁上方有墨书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汉文题记，内记阿育王寺赐紫僧惠聪学生共七人在榆林窟住持四十余日，最终记“愿惠聪等七人及供衣粮行婆真顺小名安和尚，婢行婆真善小名张你，婢行婆张听小名朱善子，并四方施主普皆命终归后世，不颠倒兑离地狱，速转生于华夏”。这样的地理用词，也干脆表达那时西夏人以为西夏疆土隶属更广大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身份前述西夏淡化“华夷”界限，把党项族归入“中华”范围。尤其值得关心的是：西夏自身也是多民族王朝，不可如科尼基教授通常，概以“唐古特人”视之。西夏国内有党项羌、汉、藏、回鹘、契丹居民，不同民族之中通婚、结社、买卖[详见全新出版的《西夏经济文书探讨》（The Economy of Western Xia: A Study of 11th to 13th Century Tangut Records. Leiden: Brill, 2021）]。西夏多个文件都平行记述了不同民族的特色。如《新集碎金置掌文》高度综合道：“弥药（党项）勇健行，契丹步行缓，羌（吐蕃）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西夏法典第十“司序行文门”划定道：“任职人番、汉、西番（吐蕃）、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讲明了西夏职官也民族不一。如辽、金一样，西夏国内的民族成分多元。可行说，辽宋夏金时代的民族合一也为元朝以中华正统身份承袭华夏做了理论和实践的铺垫，打下了华夏多民族一体的观念根基。结语辽宋夏金时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王朝渐渐倡导“华夷同风”，或否认自身为“夷”，或模糊“华夷”界限，或以民族、角度称呼王朝，甚而将本民族及其它非主体民族归入更广义的“中华”范围之内，继而在民族合一的根基上探寻新的正统观念。这是自南北朝时代以来，又一次的民族大合一。探讨文化史，必以史料为鉴，客观察待华夏的多民族交流与进行史，而非断定“古代华夏史”只能所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唯有摆脱这类狭隘的华夏史观，才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严谨的态度、包容的精神寻求在全球范畴内推进学术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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