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尊梁朝坐佛并十二护法神像，根据刘宋僧人慧简于大明元年依经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可确定为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觉的年代最早的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也是迄今发觉的南方最早的药师佛像。慧简本《药师经》是华夏历史上最早的药师经典，源于该经在南北朝被以为是伪经，节制了药师佛信念及其艺术进行，迄今发觉的少量梁朝、北魏、东魏、北齐药师佛像，或为立菩萨像，或与通常释迦像类似，无本身的特异造型。入隋今后，捧钵佛像成为药师佛的准则造型，如万佛寺那样的药师佛与十二护法相组合的图像成为判断药师佛题材的准则之一。〔图一〕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坐佛像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38号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17-1 1882－1954年，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连续出土了大量佛教石刻造像，此中包括南朝造像41件（现藏四川博物院）。从1954年起，学者们最初报导、探讨这批造像，于今已效果斐然。在这点公认的南朝造像中，有一尊坐佛像，其宝座附近浮雕有十二身立姿护法神像〔图一〕，自1958年初次发表以来，一直被模糊地以为是坐佛与十二护法像，无对其确切题材发展过深入探讨与判断。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中，与这件造像题材相近的另有一件造像底座〔图二〕，其上现有六身较大的立姿护法像和五身体量较小的眷属像。2009年，敦煌探讨院探讨员王惠民以为该座似为八面体，四周造像仿佛是《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的“十二梦王”。2018年，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探讨生陈阿曼以为，此经对诸梦王记载非常详细，并有详细背景，而万佛寺此件佛像残座不具有“十二梦王”情节特征。陈阿曼以为该底座的横断面近圆形，雕神王像六尊，可辨识的为密迹金刚、毗沙门天及其眷属、摩醯首罗天及其眷属（毗那夜迦和鸠摩罗天）、梵天及其眷属。这点推断不仅在图像的解释上不够圆满，要害是无讲明六身神王组合的宗教意义何在。本来，这件底座的平面不为圆形，却是八角形的一半，即原底座应有两块这样的石刻，一同组成一种平面八角形的佛像底座的束腰部分，并在外表浮雕立姿护法像十二身及其眷属。因而，考证这点护法神的题材，应起首考量其十二身组合关连。〔图二〕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造像底座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29号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40 笔者认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这件坐佛像与另一种造像底座，均体现着统一个题材——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觉最早的药师佛及其十二护法像，对探讨华夏早期药师佛信念及其艺术创作进行史具备重要意义。另外，这尊像背后的经典，不但是南朝药师佛信念的根基，还以前传播北方，激发了北朝药师佛的信念与造像的制作。笔者就此考证二像的年代与题材，再对药师佛信念的渊源在南北朝的流传以及在隋朝的进行等难题作些研究，请同仁们不吝指正。一?成都万佛寺药师佛像的雕刻年代坐佛像与造像底座均出土于成都万佛寺遗址，随同出土有大量梁朝造像，因而学术界早已公认他们是梁代作品。但判定他们为梁代作品，还须要更多证据。〔图三〕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坐佛像正面及左侧方实测图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38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17 坐佛像（川博编号21838号、袁氏编号WSZ13），为红砂岩质，头部与双手已佚，现通高为173cm〔图三〕。该佛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右肩处有覆肩衣。衣质较厚重，衣纹刻画流畅，略具写实感。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垂于大衣外。结跏趺坐，右足出露。大衣下摆垂覆座前两重。佛座平面为八角形，在束腰处高浮雕一周立姿护法神像，头部均残，身材均窈窕。从残存的迹象观看，这点护法神像均有圆形素面头光，原似有长发披肩，此中一身有冠帔，因而有的原似戴冠。服饰均为菩萨装，上身袒裸，饰有项圈、长帔帛。下身着装不同一，有的为短裙，有的为长裙，有的着长裙并裙腰。多一腿微屈，双足下踏一身或两身矮小的裸体药叉。药叉的姿态有匍匐、跪姿、坐姿、胡跪、立姿等，有的一手上托护法神足。〔图四〕成都万佛寺出土梁大同三年(537)侯朗造立佛像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21号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7 坐佛像的褒衣博带装及雕刻作风与同址出土的梁大同三年（537）侯朗造单体立佛像极为类似，衣带的上端也呈蝴蝶状，仅后者无覆肩衣〔图四〕。右肩处有覆肩衣的佛像见于同址出土的背屏式造像（川博编号3527）中的主尊结跏趺坐佛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同样来自成都地域的梁中大同元年（546）释慧影造像主佛。再来看坐佛像座束腰处的十二身护法。在同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凡足下踏有药叉者，多为护法神一类的人物。如梁平凡四年（523）康胜造背屏式造像大家都有四大天王像，身下均有匍匐药叉。此中位于主尊左下侧的一身天王的衣着与坐佛像座束腰处的十二身人物类似，以右手托塔，应为北方毗沙门天王〔图五〕。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两尊梁朝坐姿天王像足下也有一或二身药叉。另外，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梁天监十年（511）李慧女造背屏式造像、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天监三年（504）法海造背屏式造像中的两身菩萨形人物足下也有药叉，但菩萨足下刻药叉托扛的概况其实不多见。因而，坐佛像宝座束腰处的这十二身人物应是与四大天王统一等级的护法神。〔图五〕成都万佛寺出土梁平凡四年(523)康胜造释迦文石像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3577号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30-1 同为万佛寺出土的造像底座（川博编号21829号、袁氏编号WSZ54）为红砂岩质，残高74cm，最宽处105.7cm，是一尊坐佛像宝座残存的半个束腰与底台部分。现残存底台平面呈六边形，束腰处的平面大体与之类似，外表雕有六身立姿护法神像及五身形体矮小的眷属像〔图六〕。这不过原座的一部分，完整的底座应由两件这样的六边形石雕拼接而成，组成一种平面八角形的底座，在座上安置石雕坐佛像。因而，造像底座的束腰处本来体现的应是十二身护法像，且现有的六身护法像在体型、腿姿、服装等方面均与坐佛像宝座束腰处的十二护法类似，他们没有疑是在体现统一种题材，且是统一时期的作品。〔图六〕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造像底座平面与开展图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29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39-1、 39-2 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坐佛像的十二护法有的手持器物，但多不可辨识。造像底座的六身护法持物可辨者有念珠、宝铎、袋状物、杵、莲花、索等。它们有的戴冠，有的在头顶束发，均有耳铛，服装同一性强，帔帛均自双肩处分垂体侧，下身着裙，有裙腰，与坐佛像的十二护法不同。坐佛像的十二护法足下药叉可见为它们的眷属，造像底座六护法的眷属不位于它们的足下，却是立于其身后侧，根本每位护法配一身眷属。在这点眷属像中，除一身为象首外，其余均为卷发披肩，有的貌似西域胡人。各眷属着装同一，均上身袒裸，饰有项圈、帔帛，下身着齐膝裙或裤。在四川地域出土的梁朝造像中，造型相似的矮小人物通常为金刚力士的眷属，多位于背屏式造像的侧方，如万佛寺出土的梁平凡六年（525）□公姥造释迦像、梁中大通五年（533）上官法光造释迦文像、梁中大同三年（即太清二年，548）法爱造官世（观世音）菩萨像，成都西安路出土的梁大同十一年（545）张元造释迦多宝像，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成都地域出土的梁中大通四年（532）僧镇造释迦像、梁太清三年（549）丁文乱造释迦双身像、四川博物院藏成都地域出土的梁中大通三年（531）李□□造像等，多双手握棍状杵。与之不同的是，造像底座的五身眷属像无持杵，它们或双手合十，或以手持物。象首人身者虽头部不同于其它四身，但其身高、着装与其它四身相同，也应是此中一位护法神的眷属。综上可知，佛坐像与造像底座应皆是梁朝作品。造像底座束腰处的原始设置应与坐佛像宝座束腰处类似，也有十二护法神及其眷属像。因而，造像底座的原主尊像应当与坐佛像体现统一种题材。二?成都万佛寺药师佛像的题材坐佛像的坐姿、衣着和同一时间代的褒衣博带装佛像一样，无甚么特别之处，又因其双手已佚，项目不易从佛像自身加以判断，因而，判定这尊坐佛像的题材，只能从其身下的护法神的身份入手。该佛题材的经典根据，必需具有两个要求：1.该佛必需有一群和四大天王同级别别的护法神将作为胁侍，且护法神将的数目为十二；2.该佛经必需在梁朝此前就已面世。查阅《大正新修大藏经》，笔者发觉能同一时间满足这两个要求的佛经唯有署名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译的《灌顶经》，佛为药师佛，有十二护法神王。据《灌顶经》卷十二记载，东方有佛名叫药师琉璃光如来，能度脱众生的生老病死苦患。他在修行菩萨道时，曾发心自誓行十二上愿，令一切众生所求皆得。药师佛国土清净没有五浊、爱欲、意垢，以白银琉璃为地，宫殿楼阁悉用七宝，如同西方没有量寿国通常。药师佛有二大菩萨胁侍，一名日曜，二名月净。该经勉励众生发愿往生药师国土，由于药师佛有没量功德，可饶益众生令得佛道。如有人在命终今后，当堕饿鬼或畜生道，闻药师佛名，没有不解脱忧苦。大家甚而还可行乞妻与妻，丐子与子，求金银珍宝，皆大布施，一时欢喜。信念药师佛，不但可行得没有尽的好处，另有一种要害的功效，便是可行和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相联系。经中说，假如有人乐意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者，闻说是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在生命欲终之日，有包括文殊、观世音在内的八大菩萨往迎其精神，不经八难，干脆往生于莲华中，另有当然音乐相娱乐。另外，假如有人欲生十方妙乐国土，或者欲得生兜率天见弥勒，也应礼敬药师佛，他还可行使人们远离邪道和不遭各式厄难。为这，经中还列举了九大横死。对于药师佛的十二护法神，该经说：“座中诸鬼神有十二神王，从座而起，往到佛所，胡跪合掌白佛言：咱等十二鬼神，在所作护。若城邑聚落空闲林中，若四辈学生诵持此经，令所结愿，没有求不得。??其名如下：神名金毘罗，神名和耆罗，神名弥佉罗，神名安陀罗，神名摩尼罗，神名宋林罗，神名因持罗，神名波耶罗，神名摩休罗，神名真陀罗，神名照头罗，神名毘伽罗。救脱菩萨语阿难言：此诸鬼神，别有七千认为眷属，皆悉叉手埋头，听佛世尊说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莫不一时舍鬼神形得受人身，长得度脱，没有众恼患。若人疾急厄难之日，当以五色缕结其名字，得如愿已，接下来解结，令人得福。”经中还提到了四大天王和龙神八部，可知这十二神王与之不同。从经中可知，这十二神王是统辖诸鬼的神王，它们别有七千鬼眷属作为随从，与万佛寺出土的二造像之护法神与眷属正相合。因而可行将《灌顶经》卷十二作为判定二像题材的经典根据。该经最终还说：“佛言此经凡有三名：一名《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二名《灌顶章句十二神王结愿神咒》，三名《拔除过罪生死得度》。”可知药师佛与十二神王的关连在该经中的要紧性。那末，根据此经造立药师佛像，就很有必需同一时间造立十二护法神王像。在华夏佛教史上，早期对于药师佛的经典大家都有四种版本，上述《灌顶经》第十二卷为第一个，也是最早对于药师佛的经典。这部经奠定了后几种版本药师经的根基，曾经具有了经中必需的三种因素：十二大愿、九横死、十二护法神。对十二护法神项目的描画，后三种版本略有不同，均改称为“十二药叉大将”。隋大业十二年（616）天竺三藏达摩笈多（？－619）等人于东都洛阳翻译的《药师如来本愿经》提到十二药叉大将各有七千药叉认为眷属，一同胁助药师佛。在佛教界，最著名的药师经典是唐僧玄奘（602－664）翻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是第三个药师经版本。第四种版本是唐僧义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全体来看，后三个版本对十二护法神的译名较为类似，而慧简本的用字和读音与后三种有较大差异，但仍可瞧出是指相同的神灵。这四种版本的药师经，根本涵盖了药师信念在华夏进行初期所需的经典。从万佛寺出土的二像所处时期来看，他们制作的经典根据没有疑应当是《灌顶经》第十二卷中的内容，二像的十二护法神应当叫“十二神王”。入隋今后，在后三种版本中才更名为“十二药叉大将”，将它们的职责详细化了，即它们皆是统辖药叉众的护法神将，以药叉众为其眷属。从这一名称变更的概况看，后三种版本彼此间有更密切的关连，这仿佛与为何在第一个版本畅通的时期里药师佛信念与图像其实不盛行有必定的关连（详见下文）。造像底座外表一身眷属为人身象首，应为毗那夜迦，是摩醯首罗天（或大自在天）之子，多见于唐代今后翻译的密教经典。因而，陈阿曼以为该毗那夜迦护持的右侧神王应是摩醯首罗天。摩醯首罗天为护法天神，位置与药师佛的十二神王差不多。在密教经典中，毗那夜迦的身份差不多于药叉或鬼。假如这件造像底座确如笔者推测原有十二身护法像，是药师佛的十二神王，那末，以摩醯首罗天代替此中的一位神王，并以毗那夜迦作为他的眷属，仿佛也有可能。此父子二神还显露在西魏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285窟中，也有主次关连。但日前缺乏南北朝时代对于此二神关连的经典加以佐证。三?药师佛的信念之源《大正藏》收录的《灌顶经》大家都有十二卷，译者署名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而对于药师佛的经典不过此中的第十二卷。翻阅佛教史书，可知这十二卷本《灌顶经》的署名有误，第十二卷《药师经》的作者还有其人。梁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卷五曰：“《灌顶经》一卷（一名《药师琉璃光经》，或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魅陵鹿野寺比丘慧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是以偏行于世）。”僧祐将该经纳入疑伪类。这部在南朝刘宋大明元年（457）发好的《药师琉璃光经》，是对于药师佛的时期最早的经典。唐崇福寺沙门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卷一七曰：“《药师琉璃光经》一卷??是《灌顶经》第十二卷，或有经本在第十一。长房等录皆云：宋代鹿野寺沙门慧译者，谬也。”可知《灌顶经》第十二卷便是慧简本《药师琉璃光经》。它最早为单行本，其后与另两卷经典及九卷本的《灌顶经》相整合。至迟在僧祐编撰《出三藏记集》时，曾经造成今天所见的十二卷本《灌顶经》，慧简本被编为第十二卷。至迟在隋代，悉数十二卷经已被附会于东晋帛尸梨蜜多罗的名下。部分当代学者以为十二卷《灌顶经》是慧简在不同一时间期编撰的。不管何种看法正确，将这十二卷经一并归于帛尸梨蜜多罗名下赫然是不妥当的。对于慧简本《药师经》与药师佛信念思想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观点。一个看法以为慧简本《药师经》是根据印度佛教经典抄撰而成，但药师佛信念却非来源印度与西域。方广锠则经过检索众经，以为现存材料难以声明在慧简本《药师经》显露从前，汉译佛典中曾经显露“药师佛”及其信念。他以为慧简接纳了印度佛教思想，又遭到华夏道教与人间巫道的作用，组织诸种素材编纂成了这部经典。他还以为此经后来反向传到西域，通过西域民众的改装，被翻译为西域文字，因此显露了该经的梵文传本，再输回华夏，其后笈多、玄奘、义净译本皆是在慧简本的根基上进一步进行的结果。与此看法不同，早在1959年，美国纽约大学艺术探讨所教授Alexander Soper以为药师佛的治病功效与他的十二半人半神胁侍（即药叉十二大将与十二生肖的联合）来源耶稣的神迹及其十二使徒，十二使徒有治病救人的使命与常识，十二神将则具备击退邪恶与疾病的力量。他还以为《药师经》中的内容和近东、中东、伊朗的少许信念类似。1931年，在克什米尔北方的西北印度吉尔吉特周边的佛塔遗址中发觉了大批梵文佛教写本，此中包括至少三个版本的《药师经》。少许学者参照汉藏梵译本发展校释和探讨，以为他们是5至7世纪的写本，从而否定《药师经》为华夏人伪造的说法，以为此经应产自印度或西域。另有人以为这点梵本《药师经》反应的是印度教而非佛教思想，因而不应当是慧简本回升西域后发生的。但不少学者以为吉尔吉特发觉的《药师经》梵文写今年代晚于慧简本，不行作为慧简本此前印度与西域已有药师信念的证据。笔者赞成这类看法，僧祐记载“慧简依经抄撰”，讲明慧简所用的参考材料虽是来源印度或西域，有可能杂揉了印度教思想，但不行就此讲明药师信念必定也来源印度与西域。学者们应临时搁下对这种难题的争论，留待新资料的发觉。在慧简的《药师琉璃光经》写出此前，华夏佛教界已有对药王如来和药王菩萨的信念。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绘制的壁画B4释迦立像右上角，绘有坐佛像一身，高约33cm，左侧有榜题曰：“药王佛”。这是华夏现有最早的药王佛像。《萨昙分陀利经》（失译附西晋录）云：“闻药王佛，知字名者，不得愈病，自识宿命。”唐长安慈恩寺僧窥基（632－682）撰《阿弥陀经疏》说：“《法华经》云：若人得闻药王菩萨品，愿生西方，亦得往生。《药师经》云：念药师如来亦得生于西方极乐。”可知崇敬药王佛的益处和信念药师佛有类似之处。药王菩萨、药王佛和药师佛有类似的宗教功效，三者首尾显露于华夏佛教界。有学者以为炳灵寺169窟的西秦药王佛壁画是华夏现有最早的药师佛像，此看法值得商榷，由于在药师佛显露今后，相关药王佛和药王菩萨的经典还在接着翻译畅通。Alexander Soper以为药师佛来源他的前身药王菩萨。台湾学者傅楠梓认同此说法，并以为药师信念很可能是从佛教里面原有的医疗概念进行而来。笔者认为此看法很有道理，这点医疗逻辑与思想都可行作为慧简撰经参考的内容。慧简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长时间被当成伪经，这在必定水平上节制了它的畅通与推广。在华夏古代，唯有自印度梵文翻译而来的佛经才被当成真经，凡是由华夏信徒创作的经都会被当作伪经，尽管后者通常都假托来源佛说。僧祐将慧简本纳入疑伪经类。隋法经于开皇十四年（594）撰成的《众经目录》卷四将慧简本列入伪妄类。隋大业十二年（616），沙门慧矩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者??昔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门慧简已曾译出，在世盛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辞杂糅，致令转读之辈多生疑虑。矩早学梵书，恒披叶典，思遇此经，验其纰谬。”那末，隋代从前的南北朝佛教界理当对慧简本有相同的疑伪认知，当时的药师佛信念就不可能有长足的进行。四?南北朝的药师佛造像与信念佛教造像的制作依赖于经典的传译与信念的盛行，药师佛造像也是如许。慧简本《药师经》来自刘宋时代的南方，那末华夏信念药师佛，当起自南朝没有疑。尽管咱们还无发觉刘宋时代造于南方的药师佛像，但5世纪下半叶的南方应当有过造立药师佛像之举。对于这些，北方现有最早的药师佛像显露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可行作为旁证（见下文）。6世纪，药师信念接着在南朝进行。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两件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即是这类信念在梁朝的反应。尽管还无发觉更多的南朝药师佛像，但从文件可知，在梁陈之际，佛教界仍有诵《药师经》者，陈文帝（560－566在位）曾撰写药师佛斋忏文。这点都讲明了药师佛信念在南朝的连续。《药师经》制出一会儿就传入北方。敦煌探讨院藏有藏经洞所出四件北朝时代的《药师经》写本，均为慧简本，最早的写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五月十五日，可视此经在487年从前即传播北方。另据其它敦煌文件记载，北魏永熙二年（533），时任瓜州刺史的东阳王元荣（？－542）仰为毗沙门天王敬造《药师》等经，愿学生所患永除，四体休宁。据华夏国度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所出1276号《入楞枷经卷二》写经题记，北魏永平二年（509）比丘尼建晖曾写《药师》等经。这点抄写的《药师经》都应是慧简本。〔图七〕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11窟西壁中部 北魏七立佛像之第四、五身之中的药师佛龛 采自[ 日] 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 云冈石窟》第11洞， 图版65A 太和十三年（489）今后，源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肇始于南朝的汉风佛教艺术最初大批传入北方，并显露于5世纪下半叶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间。云冈石窟第11窟开凿于第二期，在西壁中部雕一长七米余的屋形龛，内雕七立佛像。在第四、五身立佛之中刻有几所小龛，此中有一大一小两龛并列，大龛有火焰形龛楣与龛柱，龛内刻一尊结跏趺坐佛像，施禅定印。其右侧一龛为圆拱形，无龛楣，龛内也刻一尊类似的坐佛像〔图七〕。在二龛下部刻有题记曰：“佛学生祁□/□，發心造藥師/留離（琉璃）光像一軀，/願々從心。”依其题记，该药师佛当指左侧稍大少许的龛。该像无纪年，因它是在七立佛达成今后补刻其间的，相对年代应晚于七立佛像。七立佛像均着汉式褒衣博带装，应雕造于太和十三年今后。因而，这尊药师佛像的年代不会早于太和十三年。该佛头顶肉髻较小，面相丰满，身材健壮，头后刻有圆形头光，大有云冈一二期佛像之风。虽无刻出身体外表的细节，但其大衣下摆无垂下，不为云冈三期作风。是以，它应隶属云冈二期的佛像样式，年代下限应在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此前。云冈石窟的药师佛像理当是南朝药师佛信念传至北魏首都平城，并与云冈盛行的佛像样式相联合的产品。〔图八〕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璧 北魏孝昌元年(525)S93龛贺志军摄 南北朝时代，药师佛信念常常是作为那时非常盛行的阿弥陀佛（或没有量寿）与弥勒信念的附属品而存留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今后，北方开凿石窟的重心从平城转嫁到了洛阳南部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中仅发觉一例刻于北朝的药师佛像，位于古阳洞南壁，编号S93。这是一所盝顶帐形龛，高62cm、宽55cm、深8cm，正龛内设坛，坛上坐一交脚菩萨像，身旁有二学生、二菩萨胁侍。坛前两侧各雕一狮子〔图八〕。二胁侍菩萨头戴冠，面部均残。左胁侍菩萨似左手提物，右手斜举胸前〔图九〕。右胁侍菩萨双手捧物于胸前〔图十〕。二菩萨像均有长帔帛在腹前交叉，身躯消瘦，是典范的南朝创始的汉式菩萨像。盝顶龛楣盛行于龙门北魏晚期洞窟，外表刻结跏趺坐佛23尊，另有文殊菩萨、维摩诘位于两侧对坐说法，莲花化生与飞天各二身。主龛两侧各凿上下二竖长方形附龛，二上层龛内均有结跏趺坐佛像，施禅定印；二下层龛内均刻立佛像，手印可识者为右手没有畏、左手与愿。龛楣处的23尊佛像着印度通肩式大衣，附龛内的佛像均着双领下垂式大衣，有些汉式作风。龛下正中存四身供养人残迹，相对而立。右侧二身保留较多，前一身为比丘尼，后一身为持莲花女供养人。左侧二身似应与之对称。供养人两侧刻造像记曰：孝昌元年（525）/七月十七日，比丘/尼僧□割己衣□/□之余，仰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四辈像/主，敬造弥勒像/一堪，观音、药师，/今已就，/达愿，以/此善/庆钟/皇家/、师僧/父母/、己身眷属，命/延没有穷。禀/倾四气，行禁/积晕。思悟二空/，地狱舍刑/，离苦福存/，愿如下。〔图九〕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北魏孝昌元年(525)S93龛左胁侍学生菩萨贺志军摄 〔图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北魏孝昌元年(525)S93龛右胁侍学生菩萨贺志军摄 由题记可知，古阳洞S93主龛内的交脚菩萨应是弥勒，龙门北魏晚期造像中许多有铭文的交脚菩萨像可作声明。题记中的观音、药师，应为正龛内的二胁侍菩萨。早在1959年，Alexander Soper就以为药师佛应为这龛中的二胁侍菩萨之一，但他无指出是哪一位。他以为之是以用菩萨造型来体现药师佛，是由于药师佛的前身是药王、药上菩萨。龛中左侧的胁侍菩萨与南北朝观音像类似，而右侧双手于胸前捧物的胁侍菩萨则少许见，应体现题记中标明的药师佛。以菩萨造型来体现药师佛，虽很特别，但后代一会儿也有雕造（详见下文）。二附龛上层龛内的坐佛像似可纳入龛楣外表的众坐佛像，而附龛下层的二立佛像似可与正龛内的交脚弥勒一同构成三佛题材。功德主在发愿文中特别重申了“达愿”“命延没有穷”“地狱舍刑”“离苦福存”，皆是药师佛十二大愿中所能完成的愿望。成都万佛寺的两尊梁朝药师佛像与龙门北魏晚期药师佛大约雕刻于统一时代。药师佛信念在北魏灭亡今后的北朝晚期仍有迹可循。从全体概况看，东魏造像继承北魏晚期的汉化作风，接着盛行传自南朝的汉式佛、菩萨装，有的体型显胖，但也有维持秀骨清像者，均是齐、梁朝以前盛行又传入北方的造像作风。在迄今发觉的几件东魏药师佛像身上也有所表现。已知的东魏药师佛造像有如是四件：清代金石家陆增祥（1816－1882）《八琼室金石补正》著录有东魏杨元寄天平二年（535）造药师琉璃光像，今已不知所踪。2012年，华夏社会科学院考古探讨所邺城考古队在东魏北齐邺南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东郭市区北吴庄村周边挖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了各样造像2895件（块），此中有三件药师像，东魏二件，北齐一件。此中，东魏造像之一为背屏式菩萨型药师佛立像，着汉式菩萨装，依据像座背面的铭文题记，此像为东魏天平四年（537）由清信女佛学生梁出资发愿雕造，并祈愿没有病与长寿。可行瞧出，这件造像的发愿针对的是慧简本《药师经》中药师佛的第七大愿——“令诸疾病皆得除愈，没有复苦患至得佛道”。北吴庄出土东魏药师像之二为东魏元象元年（538）比丘尼道胜造的青石药师佛像，残高27.4cm。这是一件背屏式造像，在一佛坛上雕结跏趺坐佛与二胁侍菩萨像。主尊头顶有磨光大肉髻，面相丰满，身躯微胖，右足露出，右手施没有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内有僧祇支，但在胸前不束带。衣纹流畅疏简，大衣下放在方座前垂覆三层。下坐方形束腰叠涩座。佛头后有圆形头光，内刻双层莲瓣。身后有舟形大背光，外表刻有火焰纹。二胁侍立菩萨均双手合十，身着汉式菩萨装，头后有桃形头光，足下踏有矮台。该像中的佛与菩萨服装均为南朝创始的汉族惯例，也许承自北魏晚期的洛阳。佛坛前还雕有二蹲狮、二供养比丘尼、一香炉〔图十一〕。二狮子一前肢抬起，也是南朝创始的作法，见于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南齐永明八年（490）比丘释法海造的弥勒成佛石像，以及河南邓县学庄南朝狮子墓出土的世俗画像砖。造像背面有铭文曰：“元象元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尼道胜敬/造药师佛像一/区，仰为皇帝/陛下，中宫内/外，群僚百官/，七世师僧、所/生父母，法界/众生，三徒受/□，咸同斯福/，□成正觉。”农历七月十五是道教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以及在前者根基上造成的惯例人间鬼节。关于这点节日的历史和造成，以及他们和药师佛信念的关连，值得进一步探讨。〔图十一〕河北邺南城东郭市区北吴庄村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东魏元象元年(538)比丘尼道胜造青石药师佛像 采自《 考古》 2013年第7期， 页56 另一件东魏药师佛像造于兴和二年（540），出土于山西太原市化工厂，现藏山西博物院。这是一尊结跏趺坐佛石像，头已佚，右手施没有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内有僧祇支，在胸前束带不下垂。衣纹流畅疏简，大衣下放在方座前垂覆两层。座前还雕有二卧狮与一香炉。坐佛身后有残背光，外表刻有火焰纹〔图十二〕。坐佛的方座两侧方雕有供养人像：左侧供养人身旁题记曰：“清信女郭显容侍佛时”；右侧供养人左手持灯，右手上举，身旁题记曰：“清信士庞□侍佛时”。背面阴刻造像记曰：“大代兴和二年八月□四日，清信女庞氏郭显容割舍余财，□□造药师像一区，□□□命子愿□□□，及今此刻??”。该像功德主是庞某之妻郭显容，是为她本人和亡夫作功德而出资雕造的。〔图十二〕山西太原市化工厂出土的东魏兴和二年(540)药师佛像山西博物院藏采自《 法相庄严——山西佛教造像艺术精品展》 页23 公元550年，北齐代东魏，药师佛信念在北齐仍未引起广大关心。迄今发觉的北齐药师佛像约有三件。清代陆增祥纪录有北齐冯□珍、冯外宾等人造药师像，但此像已下落不明。北齐佛教人物造型较东魏浮动相当大，最重要的体现为身躯丰硕，服装质薄，衣纹简练。邺城北吴庄出土的武平元年（570）比丘尼静雅造白石药师佛五尊像有同一背屏，似北齐白石造像中盛行的双树形，造像均体现北齐特有作风。主尊药师佛为立菩萨形，身旁胁侍二学生二菩萨，右菩萨已佚。药师头后有圆形头光，舟形大背光已残，外表残存一身飞天。五身造像下部有矮坛，坛之背面刻有题记。〔图十三〕河南浚县佛时寺北齐武平三年(572) 四面造像碑右侧方 河南博物院藏 采自《 河南佛教石刻造像》 将药师佛融入丰富内容的作品是原存河南浚县东6千米酸枣庙村东北佛时寺的四面造像碑，现藏河南博物院。该碑通高232cm、宽55cm、厚51cm，每面均刻上中下三所佛龛，龛内雕一主尊并众胁侍像，碑座正面刻有武平三年（572）□月八日发愿铭记。自上而下，正面刻交脚弥勒菩萨、释迦、阿弥陀佛，左面刻弥勒观世音二菩萨并坐、骑象菩萨、没有量寿佛，背面刻释迦诞生立像、太子半跏思维像、释迦多宝，右面刻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对坐说法、释迦涅槃、药师佛〔图十三〕。可知此碑体现着许多南北朝时代佛教界盛行的信念与艺术专题。依据题记，药师佛位于该碑右侧下层龛内，此龛外左右两下角处刻有题记曰：“药师佛主/汲□□、/比丘道法/、比丘尼头妃/、息文邕/、孙汲子伾/妻□/□□、上官□□。”该龛呈圆拱形，龛两侧各刻一株树，上有树冠，树身有龙缠绕，大有河北地域北齐盛行的龙树背屏式造像的意指。龛内主尊药师佛结跏趺坐，出露右足，右手施没有畏印，左手施与愿印，似前朝药师佛，面部已残，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下坐束腰重瓣仰莲座，头后有圆形头光。药师两侧各有二胁侍立菩萨，各立于一朵莲花之上，最外侧的立菩萨莲台下有药叉承托，这类造像组合与样式见于成都商业街出土梁天监十年（511）李慧女造释迦及胁侍像，唯后者主尊为立佛，可视南朝干脆或间接对此龛的作用。五尊主像上方正中雕一莲花化生，两旁各雕二供养菩萨立于仰莲座上，仿佛体现着药师佛具备能帮助众生往生西方的宗教功效。在主佛宝座下面正中刻一香炉，香炉两侧各刻两身相向蹲坐的供养人像，当中两身似为比丘或比丘尼，外侧两身似戴冠，腰间束带，为俗人造型，对应着两侧题记中的四位最重要的功德主。综上所述，北魏、东魏、北齐的药师佛像在样式上还无达到老练与固定。北魏的药师佛或为禅定坐佛像，或为捧物立菩萨像。东魏与北齐的药师佛仍体现为立菩萨或坐佛，通常施没有畏、与愿印，如同释迦的手印。成都万佛寺的药师佛是施没有畏印的结跏趺坐佛，讲明了这类药师佛样式的南朝之源，但却无药师佛图像的特异之处。万佛寺的两尊药师佛与其护法神相配，与慧简本《药师经》中的描画愈加密切，是迄今发觉的南北朝时代独一能够与文件配合的药师佛图像。这类图像尽管迄今还无在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发觉，但不行因而确定那时的北方必定无过。将药师佛体现为菩萨形，能否和由有已久的药王菩萨惯例相关？或者药师佛真的源自药王菩萨？此外，从上述九件药师佛像的发愿文可知，有五件造像的功德主是比丘尼或清信女，另有一件有比丘尼参加，再加上前文所述北魏永平二年敦煌的比丘尼建晖曾写《药师经》，比重如许之高，令人思索当时的药师佛能否很受女佛教信徒们钟情？这点皆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有趣课题。迄今还无发觉西魏、北周的药师佛造像，但可行确定那时仍有药师佛信念。依据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件，西魏大统二年（536），比丘尼建晖二次为七世父母、先死后己写《药师经》等经，祈愿“让得离女身，后成男士”。西魏废帝元钦元年（552），辛兴升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妻子亲眷敬写《药师》等经，愿其儿女得还家相见。据藏经洞S.1945写经可知，北周保定五年（565）比丘洪珍写《药师经》等经，普为尽法，一切众生，登弥勒初会，一时成佛。这点《药师经》都应当是接着传播于北方的慧简本。偏远的敦煌尚且如许，西魏、北周的首都长安地域想必也有药师佛的信念与造像运动存留。五?药师佛信念在隋朝的改观手捧药钵是药师佛图像入隋今后最要紧的特征。早期的捧钵药师佛像可视于敦煌莫高窟隋开皇四年（584）开凿的第302窟南壁前部立佛说法图壁画，以及隋代第305窟西壁北侧坐佛说法图壁画。隋代莫高窟第394、417、433、436窟各有一幅《药师经变》壁画，药师佛有八大菩萨胁侍，另有手捧燃灯、胡跪供养的十二神王像，均着菩萨装〔图十四〕，与成都万佛寺梁朝药师佛座下的十二神王像服装相近，反应着必定的南朝惯例。当时，笈多本《药师经》还无据梵本译出，这点药师壁画所根据的经典依然是慧简本。依据敦煌藏经洞出的隋开皇元年（581）石元妃写《涅槃经》题记，石元妃曾因而年请《药师经》两部。另据日本三井八郎右卫门家藏敦煌本北魏延昌二年（513）《华严经》写经，卷后有隋开皇三年（583）宋绍演读经题记，武侯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丧，停私治服，发愿读《药师经》等经，愿亡母托生西方天寿国，常闻正法。可知隋代初年的敦煌仍在传抄慧简本《药师经》。在唐代的新疆库车地域，慧简本《药师经》仍在盛行，有人抄写该经，在库木吐喇石窟另有根据该经绘制《东方药师净土变》壁画。〔图十四〕甘肃敦煌莫高窟隋代第394窟《药师经变》 壁画中的十二神王之六 隋初在敦煌显露捧钵药师佛图像当是6世纪药师佛图像的一种飞跃，奠定了后代药师佛像样式。那末，这类图像能否可行上溯到南北朝时代？2014年，在成都下同仁路发觉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共发觉石造像127件，包括佛、菩萨、力士、天王、罗汉，四件有梁朝纪年，区别为天监十五年（516）、平凡五年（524）、中大同二年（547）、天正三年（553）。还有北周天和三年（568）杨解□造观世音菩萨像，与该菩萨像装扮类似的立菩萨像另有不少，可知这种埋藏坑中的造像好多隶属梁朝和北周。此中有一尊结跏趺坐佛像（编号H3：34）为青砂石质，残高20cm，头颈和右胸、右手已残，原似施没有畏印，左手于腹前托钵，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呈向上的圆弧形，大衣下摆垂覆于台座前两层〔图十五〕。具备类似服装和衣纹的梁朝佛像可视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四川博物院藏113517、113524号立佛像，该坐佛大衣下放在座前垂覆的作风则与成都商业街出土的约造于梁朝的两件背屏式造像（成考所90CST5：4、90CST5：5）主佛大衣下摆类似。因而，这尊坐佛像很可能造于梁朝，自然也有一些可能造于北周，不过继承了更多的梁朝作风。源于缺乏铭文题记，该佛的确切题材尚难以辨明。没有独有偶，四川汶川县文管所收藏的一件梁朝背屏式造像主尊三佛中的右佛也以手捧钵。他们尽管同隋代今后盛行的捧钵药师佛像类似，但也不能断言必定是药师佛，由于成都西安路出土的一件梁朝背屏式造像（成考所H1：6）三尊主佛中的两尊均于腹前捧钵，赫然不可能皆是药师佛了。但咱们还不能排除成都下同仁路这尊捧钵佛像为药师佛的可能性，由于隋唐捧钵药师佛图像的造成很可能有南北朝之渊源。这一难题有待将来的考古发觉进一步证实。〔图十五〕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坐佛像 成都文物考古探讨所藏 编号H3:34 采自《 考古》 2016年第6期， 页66 从隋代中期最初，源于梵本的传入，大家对慧简本《药师经》的态度产生了转变，药师佛信念最初盛行。隋代慧矩在《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序》中说：“开皇十七年（597）初，获一本（梵文《药师如来本愿经》）。”讲明当时已有梵本《药师经》传入中土。同在开皇十七年，费长房在撰写《历代三宝纪》时，曾经用梵本对慧简的《药师琉璃光经》作了校勘，发觉不过小异，显著最初相信此经。隋大业十二年，笈多等又依新传入的梵本译出新版《药师经》。入唐今后，又有了玄奘的新译。因而，道宣（596－667）在《大唐内典录》卷九说：“《药师琉璃光经》（十三纸未广寻者，多认为疑经）宋鹿野寺沙门译出。右一经，三译，与隋笈多出《药师本愿经》同，又与唐玄奘所出者不异。”《大唐内典录》卷十说：“《灌顶药师经》，宋孝武世惠简出之，今勘隋唐二录，具重翻正，非疑。”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730）的《开元释教录》卷十八曰：“祐录又有《灌顶药师经》一卷，云宋代慧依经抄撰，今以此经本出《灌顶》，新老曾经四译，是以伪录除之。”唐贞元十六年（800）长安西明寺僧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八又说：“《药师琉璃光经》，亦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出《大灌顶经》，祐录注为疑经者，非。”综上可知，源于慧简本与隋唐间翻出的三种《药师经》版本大同小异，隋唐佛教界于是信任其为真经。因而，药师佛信念与造像在入隋今后迎接了真实进行期，药师佛样式也在这一时代渐渐定型，体现为捧药钵或同持锡杖的佛造型。此外，至迟从隋代最初，药师佛便盛行以十二神王（后改名为十二药叉大将）作胁侍，成为了造立药师佛图像的新准则。这十二护法神还经验了从菩萨装到武将装束的进行进程。因此可视，成都万佛寺出土的药师佛与十二神王像是当之没有愧的药师佛及其胁侍准则造型的先驱，讲明南朝创始的图像对今后同类题材艺术的制作具备必定的作用力。六?结语根据刘宋僧人慧简于大明元年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尊梁朝坐佛并十二护法神像应为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一发觉，讲明在南朝（至少在万佛寺）曾有药师佛信念，并依慧简本《药师经》制出了药师佛及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觉的年代最早的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也是迄今发觉的南方最早的药师佛像。慧简本《药师经》是华夏历史上最早的药师经典，它不但激发了南朝的药师佛信念，还在传入北方后造就了北朝佛教界的药师佛信念与相干图像的制作。这部南北朝时代独一可供僧人阅读的药师佛经典，却被那时众多人以为是伪经或有可疑之处，从而节制了药师佛信念及其艺术的进行。迄今发觉的梁朝、北魏、东魏、北齐药师佛像，或为立菩萨像，或与通常释迦像类似，除万佛寺药师佛与十二神王的组合有特色之外，药师佛根本无本身的特异造型。这也是药师佛信念进行缓慢、不太盛行的反应。慧简本的内容应有来源诸多佛典的要素，可是否有印度与西域之源，还需新资料印证。入隋今后，药师佛信念迎接了真实的进行期，捧钵佛像成为药师佛的准则造型。随着后三版《药师经》在隋唐被翻梵为汉，药师佛的胁侍十二神王改名为十二药叉大将，并在后代成为判断药师佛题材的准则之一。从这种进行来看，成都万佛寺出土的萧梁药师佛与十二神王像可作为药师佛信念准则图像造成的先驱之一。附记：本文在写作与材料收集时期，曾获得美国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图书馆舒悦女子、山东大学考古系唐仲明男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姜雨孜女子、龙门石窟探讨院贺志军男士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本文作者单位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7期，全球新闻经作者受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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